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世事轮回，继承财富在当今世界又在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的法国。根据我的估计，对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而言，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因此如果看总额，继承财富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对19世纪出生的人群。在此应当指出，如果最后的情况发展为低增长以及高资本净回报率，那么继承财富可能会在21世纪出生的人的财富资源中占1/3甚至高达四成。
但继承财富总量与过去持平并不意味着继承财富就能发挥相同的社会作用。如前所述，财富的集中度现在大大降低（财富榜上排名前1%人群的财富在1910～1920年间占社会总财富的60%，但在此后的百年间该集中度下降了约2/3，目前只占全部财富的20%多一点），而且随着“承袭中产阶级”的兴起，当今大规模财产的数量也要远远小于19世纪。
此外，如今的文学小说中，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通常都表现为因工作、薪酬以及技能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从前以财富层次划分的社会变成了按劳动和人力资本分层的社会。例如，许多最近热播的美国电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要么拥有高知要么技能超群，例如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豪斯医生》）、解决神秘罪案（《识骨寻踪》）或干脆领导美国（《白宫风云》），这是很惊人的现象。在观看这些电视剧时，观众可以察觉到这些电视剧是在给“正当的不公正”背书，即因精英阶层的才能、教育和社会作用所产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诚然最近还是有些电视剧描绘了那种更加令人不安的不公平，就是基于巨额财富的不公平。但当代电视剧中那些依靠祖上遗产过活的角色或多或少都偏向负面，哪怕电视编剧没有公开谴责。而依靠继承遗产生活在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年代则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大部分人都会从心底里觉得这是必要的。
这种对不公平的观念转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也牵涉到若干误解。首先，当今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显然要超过19世纪（在当今世界，几乎人人都有相应的文凭和技能，如果没有则几乎寸步难行）。但这不意味着社会朝着精英治理的方向迈进，不意味着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提升，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各种技能。实际上，培训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只是往高层教育方向推移了，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教育的普及真正有效增加了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性。然而无论如何，人力资本的转移总是要比金融资本或房地产的转移更复杂，于是这种状况就让人们普遍相信，遗产财富宣告终结，社会变得公平，可惜这种普遍的认知是偏颇的。
主要的误解在于：首先，继承并未终结，继承财富的分布产生了变化，但这是另外的问题。在当今法国社会，超额财产数量相比19世纪确实减少了，现在3000万欧元资产甚至500万或1000万欧元资产都少见。但由于继承财富的总额已经恢复到此前19世纪的高位，因此数额比较大的遗产数量大大增加，例如那些20万、50万、100万甚至200万欧元的遗产。这样的遗产数额虽然不至于大到可以让继承者完全放弃职业而选择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归根到底还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毕竟许多人毕生劳碌也不见得能挣到那么多钱。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财富不均等乃民主之敌
其次，继承资本的分布在21世纪很可能会变得像19世纪那样悬殊。如前面章节所述，目前并无必然力量阻止财富高度集中的重新出现，假设因为各国税率竞争等因素引发增长放缓而资本回报率高企，那么财富集中很可能会回到与欧洲美好年代时类似的程度。如果这种局面发生，那么这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应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尽管公民的生活条件有着巨大差别，但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要想克服这对矛盾，那么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由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造成。因此不公平性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在现实中则尽量做到。1893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预测，如果继承财富依然存在，那么现代民主社会必然不可持久。他认为，最终财产私有权将彻底终结，由此民主社会才得以延续。
概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属于危险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