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质量目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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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几年可能是一个新的三期叠加，新的特征会出来，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化解期，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高。
现在有一种说法：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速度不可能那么高了，但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有英雄辈出，但是衡量的尺度会发生变化。这个尺度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率。
最近我讲了一个观点，要发展质量导向，至少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经济发展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现在讲不是老生常谈吗？有什么新意？这次大话变成了实话，空话要变成真话。现在不重视质量，如果将来增长速度降低了，比如6%，这样的增长速度未必能够保持住。
发展质量为导向，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是逼出来的。以质量为导向，这个问题怎么具体落实，我们有一个观点。首先确定一些质量指标，质量指标比较多，我们编了几句话：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物价可稳定。
在新常态下，包括下一步搞“十三五”规划，一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像那么高了，二是观念要转变，过去是速度优先倒排其他指标，现在首先要确立质量的指标，然后倒推增长速度指标。到底怎么理解？现在的速度能不能更高一点，2014、2015年我们搞8%的增长速度怎么样？
看起来不错，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扩大投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融资。但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土地已经抵押了，很多土地实际是贬值了，银行贷款已经变成了不良资产。在银行的坏账已经增加的情况之下继续搞投资、继续贷款，那不是扩大风险吗？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继续增加投资就会加剧产能过剩。
速度高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增大风险，当然速度过低也不行。与质量导向的质量体系相对应的合理速度区间并不大，宏观调控的益处就是能够把这个区间找准，能够调得比较稳，走得精准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过去凡是效益好的时候，央企利润过一万亿大关的时候，都是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实际速度越高效益越好，生产能力一定的情况下速度高意味着市场越大，规模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单位产品中间的可见成本比较低，这样盈利水平会比较高。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如果不变的话，或者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当增长速度低于7%的时候，大概40%，甚至一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
比如美国的企业，GDP增长2~3%，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日本的企业GDP增长1%，甚至是零、负增长，大部分企业也还是盈利的。我觉得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当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到了7%甚至更低的时候，让多数企业还能够盈利，是一个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的质量指标都得不到保障。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钢铁行业，这几年是我们国家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在2014年，虽然钢铁行业总体上还很困难，但盈利状况却是最近几年最好的。这是什么原因？铁矿石价格下降，煤炭、焦炭价格下降，投入品的价格下降幅度比钢铁下降幅度更大，这样就降低了成本。相当一部分钢铁企业减产甚至关门了，比如河北省治理大气污染关停了一些企业，但剩下的企业却开始盈利了。
盈利模式的转变就是这个意思。过去是一辆高速行进的高铁，路上跑着100家企业；现在速度放缓了，只能容纳50家企业，将来甚至是20家企业。有一部分企业要出局，有些企业被别人合并，剩下的20家企业才会在将来盈利，要有这么一个调整的过程。在增速放缓的过程中，重新调整盈利模式，达到一种新的盈利模式，这是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我们新常态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最近几年经济下行，我们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对的，我们知道这种调整是符合规律的，想人为把它推高实际也做不到。这个时期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领导同志（特别是决策者）思想转不过来，我听到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讲，你说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规律，我也承认，但是速度不能在我手里面慢下来，还是想把它搞上去，结果搞着发现不行，还得下来，下来之后代价很高。
第二种是当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很可能短期之内下滑过快。现在一些银行一看企业不行了就不给贷款了，甚至是抽贷，金融机构的行为和经济下行压力相互强化，最后成为一种螺旋形快速下降。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也是灾难性的，经济质量根本得不到保障。所谓新常态，第一步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怎么能够平稳的把它降下来。
宏观政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刺激政策怎么看。最近几年，我觉得刺激政策，特别是2008年搞了四万亿的刺激之后，名声有点不太好，把改革和刺激对立起来，说我们搞改革不能搞刺激。其实刺激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下滑过快时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是一定要明确，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它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结构性的调整方向改不了，也不能够解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