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剑英严词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迫使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作报告，在全体代表面前，针锋相对地驳斥江青。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插话说：是少数。邓小平立即驳复：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呀！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运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提供的“四人帮”掌握的报刊上砍掉“百花齐放”的材料揭露“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没有邓小平这种与“四人帮”无私无畏地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精神，1975年整顿的顺利开展是不可能的。
讲效率
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务求迅速见效。这是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也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
关于铁路整顿，万里原准备3月份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不行！要在2月25日开。也就是不等过完年，在农历正月半开。3月5日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接见与会人员，一反常规，不同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讲话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对闹派性坚持不改的，“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当场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徐州铁路整顿只用了12天，面貌焕然一新。邓小平即于3月25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推广徐州经验。邓小平不断插话，指出：平反工作要一批一批搞，不要一个一个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对支持搞派性的干部，属于军队的，军委下命令调走；属于铁路系统的，铁道部赶快调走。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从4月1日开始行动。邓小平充分肯定“限期改正”这条好经验。对国防科技系统派性的整顿，邓小平也提出一个月的期限。他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七机部的派性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两派团结起来，创造了“三星高照”的优异业绩。
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实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1975年整顿，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而作为1975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在领导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胆识和领导艺术，特别是其精神支柱：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念，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自觉贯彻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将永远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程中原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