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一个是“大局”论。这就既顾及了全面，又突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
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邓小平提出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提倡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这种义无反顾、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
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务求迅速见效。这是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也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四个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1975年各方面的整顿，只短短八九个月，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持续九年的动乱中解脱出来，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并开始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赞叹的光辉篇章。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在诸多因素中，邓小平卓越的领导艺术是重要因素，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1975年整顿是以贯彻落实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为因由来进行和展开的。邓小平把它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指导1975年的整顿。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创造。一方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拥有了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进行抵制和批评的依据，“四人帮”不敢也无法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三项重要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设想”和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既顾及了全面，又突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邓小平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明确1975年的工作重心，使得1975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邓小平同江青一伙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巧妙地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推动了整顿的发展。在领导各方面整顿中，邓小平总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七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当前实际，论述学习、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还要求撰写阐述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和双百方针的文章，请示毛泽东允许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指导当前的整顿。他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做法。在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抓要害
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他提出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邓小平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邓小平反复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限期改正；过时不改，不发工资，有的下放劳动；对个别坚持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予以逮捕，集中打击。在同资产阶级派性斗争中，邓小平强调抓紧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消除两派对立，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同时，还要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结合起来，思想教育（包括舆论攻势）、行政措施、法律手段，三管齐下，使整顿迅速见效。在铁路整顿中，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11700名）、逮捕了一批（3000多名），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130名）。没有这样的强硬措施，铁路运输秩序混乱的局面也是难于迅速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