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声音来自于“张艺谋为了商业而放弃艺术”，来自于媚市场之俗。这种指认毫无道理。电影就是电影，为什么要把它庙堂化——很多“挺张派”最搞不懂的就是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电影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门类，如何被观众接受和喜爱应该有一个探索的态度和实践的努力，张艺谋无疑是这样做的，从1980年代开始，他一面在各种骂声中沉默着、成长着，一面又在“求新、求变”。但张艺谋真的为了商业而把艺术置于脑后了吗？
恰恰相反，如果电影不面对市场，只存留于象牙塔之中，电影反而会逐渐萎缩掉。
持有上述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进一步认为，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是张艺谋对电影的语言艺术的表达，而早期是思考和焦虑的表现。后来到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是在寻找一种交叉点，他试图在寻找艺术和市场的交叉点。到了《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则是在寻找思想主旨和艺术表现形式的交叉点。
被认作是社会公益电影的《一个都不能少》，票房收入在520万左右，很多观众被感动，这在当年的电影市场上是颇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到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张艺谋其实从整体上成熟了，他对经济运作链的把握熟稔于心，他知道对投资人要有回报，投资人才能再次投资——许多电影是钱一砸进去就血本无归。
其实，张艺谋也有过苦闷和徘徊的阶段，在《代号美洲豹》、《幸福时光》时就是这样，找不着北，没找到突破口。
中国需要张艺谋。有人感叹地说，如果中国有10个张艺谋、有10个两张组合（导演张艺谋和投资人张伟平）的话，中国电影就不是如今这样子了。
发行总监高军这样评价两张组合：“如果说中国的导演缺乏商业头脑，那么张艺谋的成功就在于有国际化的商业头脑，尽管他不是商人；如果说中国投资人普遍缺乏想像力，那么张伟平的成功就在于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尽管他不是艺术家。”
文/胡赳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