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近年来集中获得的“毁誉”，由前面提到的那场“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的研讨会”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专家学者在“帮张艺谋进步”的良好自我感觉中跳出来为张艺谋归纳的罪状就有六条之多，核心精神不外下列三条。罪状一：张艺谋电影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罪状二：过于形式化，缺少人文关怀；罪状三：追逐名利，失去灵魂，还有甚者认为张艺谋具有文化恋尸癖，是艺术的赝品。
张艺谋被置身于文化的风口浪尖上，被捆绑在艺术的耻辱柱上，经过媒体的渲染和放大，一部“批张”大合唱的高音部就这样到位了。
但是，网络的功能再次现出了它的本能：那就是不管是谁，先骂了再说。声誉的高低似乎是与被骂的可能性成正比的。所以网友就把骂张艺谋的批评家也骂了，并从中给予了张艺谋一点点的支持。“某某杂志用一家美容店赞助的几桌饭菜，邀请一帮艺术评论家对张艺谋及其电影进行会诊。一些评论家的言辞极其激烈，惹得张艺谋的最大投资商张伟平像被纳鞋底的锥子扎了一把，大骂评论家心理阴暗。我无法揣测这个杂志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不过如此激烈的近乎谩骂的批评反而救了四面楚歌中的张艺谋……”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一句老话。置换成新版本，大约一千个观众也就有一千个张艺谋罢。每个人都希望张艺谋能朝着自己的喜好角度发展，或者张艺谋能彻底征服自己。
“其实张艺谋已经征服我了，他在雅典奥运会上的8分钟的中国展示，我看了都很兴奋啊。不过第二天大家都在骂这个东西是狗屎，我也就不敢争辩了。”
“为什么？”
“我要是替张艺谋辩护，岂不是显得自己的水平很低？”
“人家都看出不好来了，我要是还叫好，我岂不是笨蛋？”
这是两位网友在MSN上的对话，真实地反映了张艺谋被骂的心理根源。事实上，有很多人正是抱着这种从众心理的，如果不骂、不批判，就显得自己很没有学问，很不高明——一些学者甚至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不敢把好叫出来，而用“叫坏”来获得安全感和支持。
道理很简单，只要是心平气和地来分析张艺谋的贡献，来深入分析他的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成功，他都无愧于中国电影第一人。
冯小刚曾经这样说：“我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最大，因为我的票房收入最高。”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票房超过他时，冯小刚又不讲票房了，他说：“那个电影没有思想性。”
“这是什么逻辑？”一位多年从事媒体副刊工作的作家陆健在饭桌上给朋友讲道，看完《十面埋伏》他就想，“电影为什么不能这么拍呢，谁规定了电影该怎么拍呢？”他看完了觉得感觉很好，就想，这电影肯定会在国际上获奖的，看到后来媒体铺天盖地的批评声音他就想，要是这部电影在国外获了奖，看媒体怎么办，再来叫好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所以，这一条道要走到黑。
陆健认为，之所以张艺谋会遭此大罪，被过分的骂声包围，缘由是他在媒体公共关系的处理和维护上，不像别的导演那样有亲和力，不给媒体与他沟通和了解的机会，“你想啊，不让媒体有机会了解你，媒体当然会随意肢解、随便猜测，想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距离产生了恶意。”
高军先生是电影的发行者，他电影学院毕业，早年做过电影评论，他是“挺张”或是“认准张艺谋”的一个人，尽管他与“两张”（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接触也不多。他的说法是：“任何一个导演，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主体，他随观众的变化而变化。张艺谋是一个有很深的生活沉淀的人，他对中国电影的思考、他改变中国电影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高军分析了张艺谋的变化，“他从讲究情节冲击力过渡到了情节、视觉同样重要，强调了视听感受。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卓越的。”
高军说，十年一代观众，现在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5岁，观众对电影的口味在变化着，对小情小调的接受也在变化着，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观众的要求，张艺谋作出了贡献。的确如此，现在能接受张艺谋电影的人的确是年轻的一代，但这样一代人却因没有“话语权”而无法捍卫他们喜欢的导演。
“他是给中国电影带来殊荣的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能拿最高奖，张艺谋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