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大众心里淤积的是另外一种“不平衡”。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一书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压抑问题，并认为，现代文明依赖于对冲动的控制及对真实情感的限制。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波兰社会学家鲍曼在其《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分析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经有效的话。鲍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规则化的后现代时代，在此，个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根据这一标准，所有的社会功绩或罪恶都会被重新评估。”
思想家在给人们引路，让大众或者叫“乌合之众”找到了“个体”重估某个社会文化符号价值的学理依据——如果张艺谋的业绩足够引起重视的话。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圈：到电影院看电影；出来骂；骂了又去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随大流吧。”一位“逢张必看”的观众自己也感到迷惑。而这种流俗反映在学界或文化圈中，则是以是否“批张”来标榜自己的学术趣味和取向这一风气的抬头。
观众的“言说”向往的是“没有风险的自由”，网络上的谩骂是这样，学院派打着学术旗帜“批张”也是这样。有人说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正是因为有了“没有风险的自由”，既获得了言说的自由，又有大一统的指向性。文化的革命意图大的是要颠覆一个社会，意图小的就是扼杀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
那么，到底是谁在围剿张艺谋呢？
张艺谋被称为“国师”，原意为“国家级大师”之谓也。“国师”既有揶揄之意，也不乏推举之功。
这当然算得上是民间的智慧，起初，民间的智慧总是以自发的方式开始言说的，当张艺谋渐渐转入到“主流”创作时，渐渐在国际和国家两个殿堂闪亮登场时，我们对申奥广告片的期待值、对他搞起歌剧《图兰朵》和《刘三姐》的盼望值、对“8分钟中国秀”的雅典奥运会展示片的激动值，都使之打上了“国师”的烙印。
“一件事情去做也有人批评，不做也有人批评。做不做，取决于你自己。”不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大匠张艺谋大约是这句话的坚决捍卫者，所以这个行动派，从来是慎于言而敏于行，他用消极的沉默消解来自汉语世界的种种诘难。
在张艺谋的电影向极端和极致的方向深入时，批评家们依然保持着四平八稳的姿态，不授人以任何把柄，在批评的话抛出之前，给你一个赞扬的圈套做前提；在实施打击之前，有一番先礼后兵；在扎堆挠张艺谋脚板之前，打着“旨在帮助张艺谋进步”的旗号；在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时，在新闻版面上先报道激动人心的与张艺谋有关的动态消息；在意欲放倒张艺谋之前，还念念不忘麻醉药的温和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