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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陈云因坚持什么意见被毛泽东重点批评?(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06月13日08:37分类:史海读书

核心提示: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陈云与毛泽东的交往更趋频繁,但由于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不一致”的情况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就是两人之间一次比较激烈的交往。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1月18日,中央主持召开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陈云在会上再次系统地阐述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并表述了反“冒进”的思想。他说:“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1957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这些话未雨绸缪,句句实在,但在当时听起来却是十分刺耳。 

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这年11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出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前往机场送行。 

这是毛泽东继1949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以后,第二次前往莫斯科。那次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加入了东方阵营。此次苏联之行,除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还有一项安排就是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断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领先了,是“东风压倒西风”。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发言中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后超过英国。这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把帝国主义远远抛在后面!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是多么希望中国能够赶快发展起来,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11月21日,毛泽东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返回北京。陈云没有去机场迎接,因为在前不久视察东北城市时累倒了,在月初送主席一行后不久,就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向中央请假,去华东休养一个时期。 

休养期间,陈云不安地注意到,一股股批评反冒进、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风刮得越来越厉害。在毛泽东出访期间,也就是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他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审阅批发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其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他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一般人都知道,这“有的人”是有所指的,因为陈云就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为党内所熟知。为此,社论中那种话中有话的暗示,不免给陈云造成很大的压力。 

1958年“反冒进”与“冒进”之争更趋“面对面”,并尖锐性地演变为“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对1956年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等人。他说:“批评右倾保守,就职很舒服,越批评越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南宁会议,出席者包括部分中央领导人和9省2市的党委书记。11日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在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他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不得了。”他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篇社论。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3个字:“不看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刘少奇连忙打圆场,做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5个人。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感到了压力。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3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2月1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天,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没有一丝新年的喜庆气氛。会上,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做了检讨。 

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经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来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5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虽然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但毛泽东仍然提出要被批评的人继续工作。但工作方针必须实行彻底的改变。事实上,自南宁会议以后,几位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批评,毛泽东就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9日,毛泽东对“反冒进”再次提出批评。他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他甚至把“反冒进”同反右派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这次会议上,陈云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评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一时,“反反冒进”成为主流声音。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对反冒进“错误”,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做检查。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原来,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据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为起草八大二次会议上有关检查的发言提纲,改来改去花了10多天,内心十分矛盾,那期间他两鬓的白发增添不少。由此也可见陈云当时又是怎样一种难言的心态。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同样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陈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为此,把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极端,一方面在全国正式掀起声势浩大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

[责任编辑:李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