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
专栏作者，资深评论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以为公车从来都是令人生厌的，你一定错了。
我的一位朋友，地地道道的80后，成长于湖北中部的一个小县城，父母是公务员。不过在他小时候，公务员这个称呼还不流行，说起父母的工作身份，大家会说那是“公家有单位的人”。
有单位就有公车。在他印象里，公车并不是专门给单位领导享用的。那时候人的活动半径并不大，一旦活动半径有所扩展，比如谁家里有婚丧嫁娶或者看病的私事，单位里的人都会和领导商量一下，借用公车。领导一般都会同意，用完公车后，给司机几包烟表达一点儿心意。至于油钱，反正大家都知道是公家报销，也就免了。
朋友小时候，他的母亲一度身体不好，父亲常常借了单位的车，从湖北开到湖南找一位老中医，每月去一次，连续去了好几个月。如果当时没有单位的车，他的父母会很辛苦。
从他居住的县城到湖南那位老中医那儿，没有火车，坐汽车要倒好多次车。租车根本租不起，何况当时出租车还不普及。那种情况下，只能借用单位的车，放心、方便也实惠。
说起往事，朋友感慨，对于从“单位时代”过来的人而言，那时候的公车就是集体力量的体现。他的这番感慨多少应该有些普遍性吧？在那个年代，公车还不是特权的象征，领导可以用，职工也可以用，级别不是标准，困难才是理由。
社会转型后，领导们慢慢意识到了公车的“重要性”，那是身份的象征，是地位的象征，更是权力的象征。什么样的领导配什么样的车，而且还有自己专门的司机。现在哪个单位还会买普桑？公车一定是要上规格、上档次的，一定要体现出公权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有的公车，直接变成了领导的私车，慢慢和“浪费”、“腐败”胶着到了一起。
曾经的“公”车早已不再，当年大家的福利已经转化成了领导的特权。某一天老百姓回头一看，蓦然发现公车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这些年，有关公车腐败、公车浪费的新闻排山倒海。官员们的权力和欲望不断膨胀，不管是坐的车还是住的楼，甚至吃的饭，都成为了公权力膨胀的出口。过去那种对公车的温暖“情结”，终于变成了冰冷的“情劫”。在有关公车的故事中，很难再看到公车帮助老百姓的佳话了。
每一次回县城老家，都会路过县城中心县委大院的“遗址”。如今的县委县政府都已被综合进县城新区阔气的高楼里，老县委大院早已被夷为平地，开发成了停车场。
其实，我对老县委大院还是很有感情的。20多年前还上小学时，县委大院是我的必经之路。小学就在县委附近，如果从马路上走，还得绕一个长长的弯。我们总是喜欢“抄近路”，直接穿过县委大院，很快就到了学校门口。
所谓的县委大院，其实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前后是两栋楼房。楼房不高，只有四五层。在当时，这样的楼房在县城里也算是“宏伟建筑”了。院子西头是县委大院的侧门，我们总是从县委机关的正门进去，再从侧门出去。印象里当时县委机关正门也有负责登记的老师傅，但对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他视而不见，也从不盘问。有时候放学早了，我们还会在县委大院里丢会沙包，或者玩些其他游戏。当然也会喧闹，不过从来没有人呵斥我们。
20多年前，这些政府机关的大院还都应该是开放的吧。那时候还不流行什么“亲民”之类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把政府机关看得如何“神圣庄严”，别说我们这些孩子，就是路人想“方便”时，借用一下政府机关的卫生间，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10多年前，情况就开始变化了。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机关做秘书。我每周都要跑几次市政府督查室送汇报材料。如果我坐单位的公车去送材料，车开到政府大院的门口，门卫看到挡风玻璃上的通行证，二话不说就放行了；如果我是骑自行车去的，那就得先登记，然后再和“接头”的人打通电话。如果“接头”的人正好不在办公室，那我就得在大院门口耐心等着，直到对方回过来电话，门卫才会放我入内。
人还是那个人，只是交通工具不同，所享受的待遇也便有了天壤之别：坐公车的人是值得信任的，是安全的，一定是为“公事”而来的；而骑车的人，也许是为“私事”而来，甚至这“私事”还有可能会为政府添麻烦。
于是，政府大院越来越封闭了，所以每次曝出“政府大院开放”的新闻时，总会引起公众围观。“政府机关拆除围墙”也成了一股施政新风。其实那些有形的“墙”拆不拆实在无关紧要。很多政府大院，它们压根没有厚厚的墙壁遮挡，只是被铁栅栏圈起来。政府大院看上去是透明的，而事实上又是密不透风的。
最近又回了趟老家。电话里，在县政府工作的初中同学说一起吃个饭，“时间还早，要不你先来我办公室坐会儿”。我下意识地回绝了他的邀请，“还是你下班后出来吧”。
只为了见见老友，我实在不想被机关门卫盘问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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