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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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家炒股俱乐部是在1898年建立的。到20世纪90年代，炒股俱乐部在美国突然成为时尚热潮。
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的繁荣当然是炒股俱乐部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大牛市刺激了更多的人投身股市。20世纪初，股票投资仅是少数顶级富豪的爱好，只有不到1%的美国家庭有股票投资。到了1952年，拥有股票投资的美国家庭也不过只有4%。1990年，21%的美国成年人有股票投资，到了1999年，这一比例已经攀升至53%。很多媒体惊呼一个新型的“股东资本主义”已经出现。
11%的美国成年人是各种各样的炒股俱乐部的成员。这意味着美国的炒股俱乐部拥有2000多万名成员。在美国投资者合作协会注册的炒股俱乐部共有不到50万成员，他们共同持有价值1250亿美元的股票。
炒股俱乐部在美国的兴起还有管制方面的原因。如果是在日本，要想几个人把钱凑在一起，共同买卖股票，得先花将近1000万美元，买一个共同基金的牌照。美国宽松的管制环境鼓励了人们加入炒股俱乐部。股市繁荣恰好和婴儿潮一代（二战之后的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同时出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没有着落，投资股票是为了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一些新兴的股票经纪公司的大力宣传，使得股票分析技术深入大众，很多过去从不涉及股票投资的人群开始进入股市。比如，妇女成为新开户的股民中的一支生力军，少数民族人口在股民中的比例也逐渐提高。
这些炒股俱乐部从性质上来讲，更像小型合伙制企业，而不像读书俱乐部、钓鱼俱乐部等社交团体。炒股俱乐部的成员每月或每周定期聚会，每个成员都要做演讲，介绍自己中意的股票，分析其财务状况，讨论其市场前景。然后，俱乐部成员会对每一支推荐股票举手表决，往往是在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决定投资。俱乐部成员的钱都汇集一处，共同投资，风险共担。
这些炒股俱乐部的业绩如何呢？诚实的投资者们都知道，想跑赢大盘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往往是费劲心计，还不如紧跟股指，或者干脆掷骰子随机决策。Max Planck社会研究所的Brooke Harrington调查了1245家NAIC炒股俱乐部，结果发现96%的俱乐部都没有跑赢大盘（跟S&P500指数比较）。
Brooke Harrington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炒股俱乐部五花八门，比如说有的俱乐部都是男性成员，有的全都是女性成员，还有的是男女搭配。平均而言，男女搭配的炒股俱乐部收益率比单一性别的炒股俱乐部要高2%。这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日久天长，差距就能看出来了。假设有两家炒股俱乐部，各有15个成员，每个成员每月投入50美元，俱乐部A的年收益率是10%，俱乐部B的年收益率是12%。10年之后，俱乐部B的资产组合就会比俱乐A高出15000美元，再过5年，差距就会扩大到50000美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业绩。
为什么男女搭配的俱乐部会有这种潜在的“多样化优势”呢？
男女之间的选股思路大有不同。男人选股更重技术分析，他们会花更多时间读公司的财务报表、看K线图，女人选股，更多地重视个人的感觉和体验。女性炒股俱乐部选的股票中，消费类公司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炒股俱乐部。如果问她们，为什么要选这些股票？她们就会告诉你，因为我们都去那个商场买东西啊，因为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每次都排长队、总是找不到停车位啊。著名投资人彼得•林奇说，不要上专业投资者的当，在你的消费中就能发现大牛股。当你逛商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调研Zara这样的优秀公司。女人们把林奇的话全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个小伙儿说的太对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都是理性人，人们会在充分地占有各种信息之后通盘考虑，寻找最优策略。在现实生活中，一旦选择的范围超越了人们熟知的领域，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想像一下，如果你到超市，只有五种果酱可供选择，或是有五十种、五百种不同的果酱，琳琅满目，供你挑选，哪一种情形下，你的选择可能会更合理呢？股票市场上的选择机会比果酱的选择机会更是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信息越多越迷茫。当信息量超过了人们知识领地的疆界之后，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收缩战线，退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组织内部成员越是多元化，他们的信息来源也就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可以避免在决策中出现盲点。
一个组织内部有潜在的信息多元化优势，并不意味着在决策中就一定能发挥出这种优势。当面质疑别人，对人对己都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什么时候都是一团和气，就会失去互相纠错的机会，但如果天天当堂对质、唇枪舌剑，又会伤害了组织内部的团结。这就像走钢丝那样，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必要的张力。
Brooke Harrington发现，炒股俱乐部在选择成员的时候，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社交性为主要目的，成员之间的同质性更强，比如都是退休的教师，都是同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等，是一种“社交伙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以工具性为主要目的，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赚钱，是一种“生意伙伴”的关系。这两种炒股俱乐部的风格会相差较大。比如“社交关系”俱乐部大多是在酒吧、家庭聚会，大家把酒言欢，有时候会先打一场高尔夫球“活跃活跃气氛”，他们讨论股票投资的时间大概只有聚会时间的一半。“生意伙伴”俱乐部的讨论大多是在办公室里，有的俱乐部刻意去找那种没有装饰、空空荡荡的办公室，省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分心。“社交伙伴”俱乐部在最终投票的时候，全票通过的比例非常高。“生意伙伴”俱乐部在最终投票的时候，投反对票的比例明显高于“社交伙伴”俱乐部。相比之下，“生意伙伴”俱乐部更容易容忍异见。
为什么男女搭配的俱乐部比单一性别的俱乐部更容易实现“多样化优势”呢？
首先，单一性别的俱乐部在选择成员的时候更容易基于“社交伙伴”的准则。男女搭配的俱乐部在选择成员的时候，毕竟隔着性别这张纸，来得更加矜持，成员之间能够更好地保持适度的距离。其次，男女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众所周知的，这种差别形成了一种“共识”，所以当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大家会更容易互相体谅，不会把观点的差别归因为对个人的冒犯。
在一个大的社会组织，比如一个国家里，如果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太大，比如他们之间贫富悬殊、教育程度悬殊、年龄结构差别鲜明，或是来自不同的宗教、种族、文化，会对合作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带来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但在一个小的社会组织，比如一个炒股俱乐部，成员的异质性大一些，反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多样性优势”。“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如果是一个皮匠、一个木匠、一个教书匠，可能还会胜过“三个臭皮匠”。这就是群众的智慧，这就是群众路线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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