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来他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1971年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谈及: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毛泽东历数这10次路线斗争,数到了罗章龙。
毛泽东说:
“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这样,毛泽东把罗章龙列为党内斗争的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很风趣地告诉笔者,他对毛泽东的话作了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说笑归说笑。当罗章龙说及他那次党内斗争,变得严肃起来。平日,他很少涉及这一敏感话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下台。虽然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是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不论组织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都够不上作为中共领袖。只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才使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立三的下台,引发了中共的领导权的一场新的争夺战──王明要夺权,罗章龙也想成为中共领袖。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展开了。
二十六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会议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而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了算。
会议颇为奇特,既然是中央全会,理应是中央委员出席,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37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共委员为22人(内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其余15人为列席代表。这些列席代表中,便包括王明、博古等。尽管王明、博古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成了米夫筹谋安排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自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在米夫一手扶植下,显山露水了。
王明竭力反对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明散发了《两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经过增订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和瞿秋白,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实行“调和路线”。王明提出召集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
罗章龙当时也很活跃。虽说他与王明存在尖锐矛盾,但是他在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这一点上,是与王明一致的。罗章龙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而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米夫在上海分别会见了王明和罗章龙,提出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右倾”。但是米夫支持的是王明,而不是罗章龙。于是,在会上,罗章龙和米、王明之间,发生了激斗。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这“扩大”,把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都“扩大”进来了,而且他们居然跟中央委员们一样拥有表决权!
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了瞿秋白,批判了李立三,改选了中央委员会。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届四中会议档案中,那中央委员名单一望而知是周恩来亲笔所记。
在六届四中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不见“廖程云”,却在“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见到“黄苏”。这“黄苏”,其实就是陈云的化名。这样,陈云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陈云不过26岁。
关于“黄苏”进入中共中央,米夫曾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2]:
“中央委员会退出罗迈(引者注:即李维汉)、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5人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16人中10人是工人出身。”
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中的“陈韶玉”,即王明。
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选出9人为政治局委员,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这样,王明一跃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月后,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从而控制了中共中央,成为实际上的中共领袖。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成了米夫、王明反对派的领袖。他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工会系统干部的支持。但是,罗章龙斗不过王明──因为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富有权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胜利而告终。
会议刚结束,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们便强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否定四中全会。
罗章龙站出来领导反王明,反米夫,但同时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那便是筹谋成立第二中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罗章龙的行动,显然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更大的困难。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从此,罗章龙从他的政治生涯的巅峰跌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