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何“潜伏”河南直到1968年（6）
核心提示：后来，到了上学的时候，那些领导们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尽了作为资本家子女在那个年代受到的种种歧视。当时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么叫成分。有一个老师大声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那声音、那语气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问什么是商人，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过了好一阵才说:“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父亲于1968年结束了他潜伏生涯。他的中共身份公开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省政协引起很大的震动，一个资本家怎么忽然变成了共产党员。不少党员干部去找他谈心，说对不起，以前对他的态度恶劣。父亲和蔼地安慰他们，并夸他们立场坚定，做得对，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顾虑。因父亲刚结束潜伏身份，为保守国家机密和父亲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亲保护起来，凡要见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由战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亲最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经与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中间有父亲介绍入党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还有同父亲在延安住在一个窑洞的中央党校同学，马列主义学院同学，苏联红军学院的同学们。由于父亲搞隐敝工作，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过。只有国家公安部席国光副部长知道爸爸的隐蔽身份。这些战友大都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文革”中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因一时找不到父亲，没有证明人，有的被说成是假党员、特务等，吃尽了苦头。随着我父亲身份公开，外调人员才找到了爸爸来证明。在那个年代，父亲不畏强暴和恐吓，挺身为他们写证明材料，使他们一一获得解放。
江泽民同志在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专题纪录片上题词时指出:“能为党的事业受委屈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亲正是这样的人。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1992年，父亲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
本文摘自《一个军统上校的特务笔记：黑皮自白》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作者：关梦龄，李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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