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第一种成本是，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中成本是，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力图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承认美国是老大且不会挑战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国必须能够照顾中国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在崛起的中国来挑战美国，而在于衰落中的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至多领导半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