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
时事评论员
有位朋友最近花了1000多元吃了个早餐，当然不是餐馆宰他，是小偷宰他，吃早餐的时候，他那辆陪伴了若干年的旧电动车被偷了。郁闷不已的他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询问大家电动车被偷了，要不要报案。这个问题就像问自己最近是不是欠揍一样，答案不言而喻。人们纷纷对警察吐槽，表示报警有个“长翅膀的动物”用处。因为他们，或者他们的朋友、熟人有过电动车被偷的遭遇，曾经报过案但没能找回来。
如果认为丢了东西报案都能找回来，这种想法并不实际，恐怕搁在全世界哪个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报案有点像买彩票，买的时候每个人都想中，但中彩的永远是极少数人。这个比喻用在报案上不太对，但起码对于盗窃案来说，真的差不多就是这样。虽然著名的李昌钰博士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理论上什么案件都能破。但问题就出在这个“足够的人力物力”上，对于具体的某个案子来说，永远都不可能“足够”，警方不可能把所有的警力都用到每一件偷窃案上，就像老师永远不可能一视同仁对待每个学生、学生不可能一视同仁对待每门功课，杀人、爆炸、暴恐、贩毒之类永远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盗窃案破案率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失窃与“立案”不是一回事。对于当事人来说，只要失窃了就成为受害者，但很多失窃并未达到立案标准。“案子”发生了，又不能立案，使得公众愈发感觉到案件发多破少。
破案率低自然影响人们报案的积极性，这跟买彩票从来没有中过的心态一样。当然，尽管总是不中彩，但一直坚持买彩票的人也是有的，这时候支撑他的，已经不再是对中大奖的期待，而是成为了一种习惯，当作为彩票事业作贡献。丢电动车报案也差不多，虽然不能寄希望报了案就把车找回来，但报案能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有助于他们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管控治安。从这一点说，如果电动车不慎被偷了，还是报案为好。
从另一角度说，盗窃案破案率低，公安机关不能理所当然认为破不了案是正常的。近年来，不少地方对电动车实行统一上牌，建档管理。从法理上说，公民为公权机关社会管理所直接承担的成本，就是与公权机关订立契约交纳的“保护费”，公安机关对每辆有牌的电动车承担了较以前更大的保护责任。而当初上牌的理由，也是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公安机关保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减少电动车的失窃。因此，公安机关对电动车的保护，应该有更加自觉的意识和更加有力的手段，不能认为电动车失窃“湿湿碎”，对群众的报案爱理不理，甚至觉得是给自己添麻烦。态度好点，工作认真到位点，受案的流程规范完整点，多想些办法降低发案率，避免各自的辖区内形成所谓的“治安热点”，是公安机关的份内之责。
社会管理，有权就有责。“权”和“责”不是抽象的。公安既然有权对不遵守规定上牌的电动车进行处罚，就有责对上了牌的电动车加强保护，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权”与“责”不对称。不得不说的是，在管理的“权”与“责”上，类似这样不对称的现象并不少，在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尤为常见。比如前不久某地储户在银行的数千万存款不翼而飞，要求银行赔偿，涉事的银行却振振有词要储户自己承担损失。它连银行是谁开的都忘记了，只记得每月坐收利息，在自己的金库里把人家的钱弄没了，居然把屁股拍得这么干净。
太不厚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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