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
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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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官方关于大火的通报，又一次受到了媒体“居心不良”的集体“挑剔”。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类似的挑剔已经不只一次，大概是因为“阴谋”未能得逞，官方没有改弦更张，所以这一回显得“变本加厉”，几乎是万炮齐轰。他们不惮麻烦，仔细数了那篇通报的字数，585个字的通报，其中竟然有258个字是关于领导“高度重视”的。有一家大网站的评论为此质问，为什么一个灾难性的新闻，往往是领导占据了主要位置。
这样的问题，对于通报的官方来说，基本是“鸡同鸭讲”。灾难发生了，官方第一时间想到要传递的就是领导的声音、身影，让公众知道领导这时候在干什么，而不在意公众最想知道什么。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通报里有没有领导，或者领导占了什么位置，如果领导所发的“声”、所现的“影”，与公众对灾难信息关注的期待相吻合，报道领导没有任何问题。比如某个造成严重伤亡或重大损失的责任事故，如果人们第一时间听到的是领导对工作疏失沉重的自责、对公众的道歉，对责任追究坚决的表态，我想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哈尔滨的火灾通报之所以受到媒体的诛伐，是因为关于领导的那些内容与大家急迫的期待对不上榫。2400多年前，孔子家里发生火灾，把马棚烧掉了，退朝回来的孔子急忙询问有没有人烧伤，留下了“不问人，焉问马”的佳话。孔子体现的也许是“圣人之德”，但对于突发灾难，从心理上说每个人都跟孔子差不多，首先想知道人员伤亡和救助情况，其次是财产损失、当地群众生活生产受到什么影响，还有采取了什么措施减轻这种影响。对这些情况客观真实的披露，自然反映出领导是否“高度重视”，措施是否有力。而现在这份通报偏偏在这些最关键的信息上，与大家“捉迷藏”。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一幕若干年前央视主持人连线采访江西洪灾时曾经有过，那次官话连篇出糗是在电视上，这一次变成了一纸通报。
我想起自己的“遭遇”。20多年前刚入行当记者时，我曾经写过一篇领导“五一节”慰问劳模的稿子，我把那些劳模的名字全部写进了稿子里，但第二天见报时只剩下了一位，其余都变成了“等”，编辑的说法是时政新闻就是对领导活动的报道。我觉得这说法不对，等到自己“媳妇熬成婆”当上了编辑，有一次看到有篇关于领导在教师节看望优秀教师的综合稿，去看望的领导名字一个不落，但被看望的教师名字全部无影无踪。我要求记者一一补写出来时才发现，他笔记里一个被看望者的名字都没记下。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想说的是，即使在媒体领域，笔触和镜头对准谁也是一个问题。而那篇大火通报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微博上发的，他们并不是新闻专业人员，这样的通报只不过是平时所写公文的翻版。“等因奉此”的公文本来就像兵马俑一样古板，比阿庆嫂还要“礼数周全”、面面俱到，排名从大到小，因此专门有一个词——“文牍主义”来形容它，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斥之为“党八股”。要把写公文的脑筋换成新闻意识，谈何容易！所以难免露出“官本位”的本相。以领导看望劳模为例，本来领导看望谁并不是新闻，“谁”被领导看望了才是新闻，那个被看望的人才是新闻的主体，他的名字、他捧着鲜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才具有新闻效应，而不是相反。
把什么当作新闻主体，然后按照公众的关注程度，把他们需要的信息告诉他们，说到底就是一个遵循“新闻规律”的问题。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提出应按“工作需要、新闻规律和社会效果”进行报道。我理解这是“三位一体”的要求，就像射击时的“三点成一线”。“工作需要”决定写什么，“新闻规律”决定怎么写，“新闻效果”判断报道的好坏。哈尔滨大火通报所引起的社会反弹，恰恰是不讲新闻规律导致的结果。
关于新闻,有一个术语叫“政治正确”，与常说的“导向”差不多，但更宽泛。包括符合新闻伦理，符合大众好恶的主流价值观。“以人为本”，体现对人命危浅的关切，对灾难中人们处境的关注，这是灾难报道“政治正确”的根本。回到前面的问题，无论是对于灾难的通报还是报道，我觉得我们向孔夫子学习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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