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1959年1月30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很怀疑。
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5月27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6月1日，他在听取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6月10日，朱德在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食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
6月15日，朱德一行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10年、20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
6月20日，朱德一行前往黑龙江视察。回京前，朱德对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6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朱德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上庐山后，他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谈对形势、成就和缺点错误的看法。
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2014年06月23日15:1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7月8日，朱德对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他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
7月11日，朱德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20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
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7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彭德怀对国家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十分焦虑。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使他感到不吐不快。14日这天下午，他把自己写的一封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然而，这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7月16日，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但在讨论中，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信的基本观点。
就在毛泽东指示印发彭德怀的信的当天，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
7月17日，朱德在小组会议发言说：“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
7月20日，朱德在小组发言中说：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不论在工矿企业或公社中，都要强调经济核算，个人也要有经济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生活也就能安排好了。
7月23日，朱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一到会场，朱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他听到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称党内党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也点了朱德的名，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同时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战国时代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写了一个夸耀自己完美无瑕、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毛泽东借用来反驳对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很显然，这是在批评朱德。在小组会议上，朱德多次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这样的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他的反感。
然而，朱德全然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提醒”，当天下午在小组发言上继续谈论“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说：去年农业收成好了，粮食为什么还紧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说着说着，朱德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总结教训，而是在开始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加讨伐。这时，朱德才真正意识到，由于毛泽东的讲话，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到清算他的历史旧账。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7月25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7月26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每次开六七个小时，主题是揭发和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还让通知未上山开会的林彪到庐山开会，并提出，如果陈云身体情况可以的话，也请上山来开会。但陈云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也没有出席。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北京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第一天会议上，朱德没有发言。第二天的会议上，朱德的态度仍然比较温和，言辞没有多少火药味，没有去“击中要害”，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还没等朱德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显然，是说朱德的话“未抓到痒处”。
见毛泽东这么一说，朱德便停止了发言。朱德看到耿直的彭德怀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心里很是不安。他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不是那种会用艺术语言开脱自己的人，他尽管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然而自己也不能改变为人的原则。于是，直到散会，他始终保持缄默。
8月2日，庐山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变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8月16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在表决投票时，朱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似乎表明自己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这动作没有逃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眼睛。
散会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遇到朱德，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朱德那时的心情不好，吃饭时看见有人往阴沟里丢食物，气得够呛，就把管伙食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规定大家不能吃超标准。似乎这样宣泄一通，他的心里才好受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