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以自由为本——读《改革放言录》

改革放言录

继《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后，胡德平先生新近推出《改革放言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前书主要是“思忆父亲”，后书则是将胡德平本人近三十年的文章、讲话和担任政协常委时的提案集中成书，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对改革的历史的回顾、现状的分析，面临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思考。

一

本书开篇《为自由鸣炮》，乃作者1984年的“成名作”，最早发表在湖北《青年论坛》创刊号，后经《人民日报》节选刊登，振聋发聩。因为在主流话语中，“自由”长期是负面词汇，就在此前令人大有冰霜重来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自由与人道主义、异化、现代派……一道，又被严批。所以，总书记之子此时居然“为自由鸣炮”、居然被《人民日报》选登，自然洛阳纸贵，振聋发聩。不过，“自由”仍未能证明，此文一发，就有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大为不满，胡德平回忆说：“父亲胡耀邦看到此文后，对我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事没完。’他没有批评我，很明显他不高兴。对此，我也觉得十分委屈，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非常冲动的话：‘谁不同意，也可以写一篇《为不自由鸣炮》的文章嘛！”（《改革放言录》，“前言”，第1页）

作者在文中坦承，写此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个避讳的字眼”。他认为：“每个被压迫阶级都有一部自由斗争史，每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也总有一曲自由的凯歌。” 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证自由的产生，自由的积极、伟大意义，所以从两个方面论证自由的意义。一，作者强调关心自由不是从道义和情感出发，更不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自由作为纯粹精神的范畴，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自由的本质首先要从人类在自然界、人类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来看待。由此，论证自由“始终是社会劳动的属性，始终是社会实践内在的本质规定”。从历史上看，劳动者为自由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每个代表新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也为自由建立了划时代的功绩”。显然，作者是针对自由“阶级论”，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对自由的批判主要是建立的阶级论上，一直强调自由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自由”。（《改革放言录》，第5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作者又承认以往的“自由”确有历史局限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自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然而，作者不能不面对、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光辉的，但其花费的沉重代价又与其成就难成适当的比例，我们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更加辉煌的成功。”更严重的是，还发生了“文革”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侵犯基本人权事件。如此重大的问题，当然有种种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但作者强调，最根本的一点则是对自由的否定。相反，改革开放不久，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根本原因是“放权”，给生产者、经营者自由。（《改革放言录》，第9－10页）

生产者、经营者有自主经济自由的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就经济体制而言，改革开放就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利益主体，最重要、也是争议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经济的产生。如何认识非公经济，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有直接影响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此书的重点。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4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7次为其作序和恩格斯晚期观点作了分析概括，指出了他们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欠发展而又封建性很强的落后国家，虽然有了逐渐壮大的无产阶级及其优秀的、先进的工人政党，并可能取得政权，即使这样，仍然不能直接地或短时期地跳跃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否则，就要掉脑袋或者就是笨蛋、废物。”因此，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而且，作者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本存在一处重要矛盾。《宣言》中一句话众所周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此语几成警言警句，彻底否定了私有制。然而，作者逐条分析了《宣言》中所提出的10条措施，却并没有完全、彻底否定私有制。为何会有此重要矛盾？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所说的“消灭私有制”中的“消灭”，德文是“Aufhtebung”（扬弃），而不是“Abschaffung”（消灭）。苏联首先把德文的“扬弃”译为俄文的“消灭”，而中译本则又取俄译本之译，也译为“消灭”。（《改革放言录》，第21－25、第33－48页）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各利益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是平等的，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这时政府只是经济市场的参与者而非管理者、裁判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也是平等的，不应享有特权。政府只有在不参与经济活动时，才能是管理者、裁判者。“富民”或者“民富”而不是“国富”，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当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市场经济的奠基性理论著作，论论了“民富”的原理。然而，一百多年前，严复却将其译为《国富论》，这是近代中国受到列强侵略，有亡国之险，盼望国家富强的心理投射。长期以来，“国富”被视为理所当然，“民富”则被批为走资本主义。在本书中，胡德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应把民富放在第一位，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明确目标。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中国语境中，“民富”要放在第一位、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明确目标，首先要为其“正名”。因此，胡德平提出了“人民经济”概念，强调非公经济即“人民经济”。民富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私营经济，面对规模越来越大的私人经济，必须解决《资本论》提出的“剩余价值”学说。本书的几篇文章都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特别赞同、并多次引用中共老一辈理论家张闻天在1961年提出的观点：“我们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同时使用时却又照搬原来的意义，而不去指明旧形式下的新内容。我想，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据此，胡德平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不能也不必回避资本、利润、劳动力和劳动价值论。并且进一步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资本论》提出的许多经济范畴会发生变化，增添新的内容，“而这些范畴的最终消亡则是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绝不是什么运动、斗争、行政命令、决议、会议所能消灭得了的。”（《改革放言录》，第234、199页）

对私营企业的偏见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要消除偏见殊非易事。这种偏见必然影响到制度安排，后果之一，就是近些年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有些国企不计成本屡屡在土地拍卖中夺得“地王”，有些亏损国企甚至可以强行兼并盈利的国企，民企贷款极其困难，某些领域甚至规定民企不能进入。对这种现象，胡德平分析认为：“这和我国的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司法制度的改革没有与时俱进有关。在意识形态上，有些人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共和国的长子。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吻合吗？长子之说不但受封建继承制的思想影响很大，就连平等的观念也是没有的。”（《改革放言录》，第180页）其中一篇文章，干脆就以“‘国进民退’之争实非国家之福”为题。

长期以来，那种国企是“执政基础”、事关国家安危，而民企做大做强则会“挖社会主义墙角”、“动摇国本”，改革会导致类似“苏东剧变”一类的思想、观念大行其道，上上下下，接受者甚众。对此，胡德平以一句话反驳之：“直到苏东倒台之前，那里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营经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苏东悲剧归结为其国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又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独立的东方大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大好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题中应有之事，当以国策视之。”（《改革放言录》，第173页）

二

“市场经济要求法律明确界定和保护每个普通人的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既包括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自利，也要求尊重其他人的他利。”（《改革放言录》，第134页）

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确实密切相关。然而，现在面临的严峻局面，从严重的腐败，到国进民退，又与法治的步伐远赶不上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的变化紧密相关。之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还要面临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样严峻的局面，是因为渐进式改革道路使中国现行的是“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型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注定不会成为固定的“模式”。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不是政府逐渐淡出对经济活动严密的干预，而加强对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等职能，逐渐成长为在严格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权力者从寻租活动中取得巨大利益，形成庞大的、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更加严重，改革更加困难，即“权贵资本主义”。因此，“规范公权，保护私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的舆论、呼声越来越强烈，有关法学研究日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