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犹如一剂强大的催化剂，正在中华大地催生创新创业的时尚，而科技创业是秀台焦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推出了很多政策，例如北京“京校十条”、湖北“科技十条”、浙江“黄金十二条”等等，这些政策在知识产权归属、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税收、人才激励、人事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科研人员创业的制度保障。因此，很多原本安安静静待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里的科技人员蠢蠢欲动，也有一些人已经卷起袖子开始创业了！
以前，我经常听一些人说中国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不够好。事到如今，可以说中国各级政府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是世界上最好的了。拿美国来说，对科技人员创业有激励作用的，只有一部国家法律和两个国家计划，法律就是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在1980年之前，美国政府资助完成的科研成果是属于国家的，该法案将所有国家资助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自动归属该机构。
美国有两个鼓励科技创业的计划，一是“小企业创新研究经费”（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grant，SBIR），该计划是由美国政府小企业局协调、多个政府部门支持的，专门资助小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研究的计划，二十世纪70年代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SF）首先推出，目的是解决小企业在争取科研经费时经常处于不利境况的问题。初步成功后，美国政府于1982年开始将该计划推广至其他机构。目前，美国的SBIR计划在一期资助技术可行性研究，二期资助技术商业化研究。另一个计划是“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STTR），该计划是为解决产学研合作中市场失灵而设计的，特点是通过小企业和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建立起连接基础科研和创新成果商业化之间的桥梁。
美国大学又是如何利用这部法案和相关计划的呢？以科技创新创业做得最好的硅谷斯坦福大学为例，该大学于1970年就成立了一个技术转让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其使命是把学校老师们创造的可用技术转让给工业界。然而在最初几年，由于知识产权归属于国家，每次转让都需要得到政府许可，程序非常麻烦，因此成就很有限。也正因如此，斯坦福大学成为推动拜杜法案的重要力量之一。该法案通过后，学校有充分的权利、动力和自由度，来决定相关知识产权的去向和分配。对于被成功授权给商业界的知识产权的收益，目前斯坦福的大概做法是减去技术产权转让过程产生的费用后，学校、学院和发明者各得1/3。对于教授创业，该校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在教师轮休年（Sabbatical year）可以进行创业活动，在平常的工作年份，教师不能在校外任全职，而校外兼职（包括参与创业）的总累积时间不能超过总工作时间的20%。
事实上，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创新创业型大学的榜样，主要创业活动和成就来自它的学生，例如雅虎、谷歌、Sun Microsystems等都是学生的杰作。教师辞职成功创业的案例也有一些（例如思科由斯坦福大学网管中心的职员创立），但很少。教师们主要是通过学校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把自己的发明转让出去，或者通过指导和投资学生的创业公司来参与创业和分享成功。
然而，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提供创业的基本初始条件，不能提高和保障创业的成功率。我们知道，创业需要很强的综合性技能，如对市场和机会的认知和判断、对客户需求的把握、融资能力和管理能力等。可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科研人员来说，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强项，如果贸然投入，前路充满陷阱。因此，如果政府用优厚的政策诱惑不合适的人创业，单位也盲目地“赶鸭子上架”，结果只能是既浪费纳税人的银子，也毁了一些原本可以在科研上作出成就的人。
对于那些乐于冒险、已经准备好创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从一个实验室里的科技创造者到为捉摸不定的市场提供技术产品的创业者，这个转型过程中的挑战也不可小觑。科研人员创业有一个极大的误区，就是总以为自己非常擅于做产品，事实正好相反，没有企业经验的科技人员根本不会做产品！特别是资深科研人员，在科学和技术研发方面虽然有很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对于开发商业化的技术产品完全无用。由于科研人员大多对自己在融资、销售等方面的经验欠缺有自知之明，一般会找到有合适技能的团队成员来弥补，因此高失败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做不好产品，而产品又是科技创业者自己必须做的，别人很难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