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美国俄勒冈大学首位校长讲席教授
中美教育之间的相互关注度一直在上升，但全球教育中首先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所以非常难回答“哪种教育模式更好、哪种更差”。
比较教育的优劣，首先要看教育的目的，此外还要看衡量标准。如果教育的目的是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尤其是几个特定学科的知识)、培养整齐划一的人才，那么，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教育应该比美国教育的效率高得多。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在多项国际性考试（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PISA考试）中的排名往往都是中等偏下，而东亚国家学生则名列前茅。这促使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赶超亚洲国家。
近几十年来，美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大趋势就是模仿东方，联邦政府不断参与到教育的过程中——增加考试、推行统一课程标准、不断加强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权。2001年，布什政府发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开始用联邦政府经费来控制教育。法案规定各州的中小学必须统考，分类看成绩，三年不达标要整改，从而推动各州实行统一考试和统一标准。奥巴马最大的教育改革措施就是推广“通用核心课程标准”和统考，迄今已有43个州参与，同时，鼓励教师绩效与学生分数挂钩。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教育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考试成绩上一直表现不佳，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是全球创新性领先的经济体，其在创新产业方面一直有强劲的发展。而包括日韩在内的亚洲国家虽然教育比较发达，但是引领的行业较少。迄今美国还是公认的极具创新力的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长于培养创新人才。
从历史上看，全世界的传统教育走的都是同一个范式，即培养大批有专业技能的标准的雇员，而不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西方工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消灭个性、塑造共性的过程。
实际上，美国教育也没有刻意培养创造力，学校没有设置创新能力培养课程。可以说，美国创新人才的涌现是美国教育作为传统教育“失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事故”，而不是人为的设计。创造力是与生俱来就有的，教育和文化可能增强、也可能削弱创造力。注重整齐划一的教育鼓励顺从、听话的学生，奖励对已有知识的掌握，惩罚甚至排除叛逆或者不顺从的学生，这样的教育越成功，创造性人才就越少。
美国教育的“事故”来自其教育的地方化。美国联邦宪法规定教育为各州自己的事务。美国的教育起源于民间，最早就是由各地乡镇办的，由当地自己收税、管理，后来成为学区。学区的概念在美国非常重要，在很多地方是完全独立自主的部门。学区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当地社区。美国曾经有十几万个学区，相当于十几万个独立的教育系统，经过上世纪大规模合并后现在还有14000多个。
学区多、地方自治，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自然就产生了，导致没有办法有效贯彻统一标准：各地、各校甚至各个教室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态度和要求、追求的教育目标等，都可能不一样，不听话的学生“漏网”的机会大大增加，无意中让创造性人才有了生存空间，同时，与集中的教育体制相比，也很难用某几个标准的学科成绩来评价整个学生群体。
此外，美国文化不是以单一标准来论成败，而是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专长和自己定义的成功。例如，美国对于肄业生的容忍度较高，众所周知，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都是辍学创业的。因此虽然美国学生在国际测评中成绩往往低于亚洲孩子，但是在信心方面他们却远远超过亚洲人，而创造力是需要信心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文明的消亡不是来自谋杀，而是自杀。美国几十年来教改的方向则近乎自杀。近年来，美国青少年的创造力已经开始下滑。好在学界和政界已经对标准化、考试化、集权化的教改方向开始反思。有几个州已经或正在决定退出“核心课标”，民间对其支持度也大大下降。
从传统范式上说，中国教育是成功的。然而，教育的功能不在于弥补弱项，而在于发挥强项。文化和教育是相互促进的，美国的移民文化促进了其教育的多元化，同时也带来了差异大的弊端。而中国深受统一模式的束缚，应该更加强调个体化培养，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
21世纪是创新驱动的世纪，全球教育都必须转型，从就业导向教育转向创业导向教育。目前，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是面向未来的。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国际视野、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的人，中国教育的走向不应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同样的人，而应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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