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著名财经专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历经数年的经济下行，2014年三季度以来，我国工业、投资、消费等数据又均出现回落，引发不少外媒“唱空中国”，特别是10月底美国QE3彻底退出后，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基于此种情形，在未来一个时期，从供给端入手，抓住国际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难得历史机遇，充分运用我国高外汇储备、高储蓄及青壮年劳动力尚较充裕等多方面有利条件，充分利用我国可用、可观、可贵的选择性投资空间，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争取使“新常态”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而“质量升级”的增长平台期。
一、加大选择性投资力度，是应对国内外形势的需要
从国内外发展经验看，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成长性的依托和民生就业的源泉。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在供给端，粗放型投资驱动转为集约型投资驱动并合理扩大消费的转变过程中，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为应对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适当增加有效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尤显重要。我们所强调的是在决策部门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视界之下的选择性“聪明投资”（Smart Investment），其可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
首先，为应对国际形势最新变化，从战略格局上讲，需要我国加大经略周边、布局全球经济的力度，从而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其次，在国内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也是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惠民生以及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二、我国具备加大“聪明投资”的有利条件和空间
（一）国际环境相对有利
近期我国外交取得一系列重要进步与合作框架构建中的成果。今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通过了《北京纲领》和《亚太伙伴关系声明》，11月20日前后，在澳大利亚召开的G20会议通过了设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等重大措施，这表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带动相关投资及产业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同时可清晰地看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广泛存在，以及全球稳增长的迫切愿望，已形成了对我国加快海外投资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金砖银行的建立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筹建进展，成为积极的配套条件。“一带一路”与周边互联互通战略，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
（二）国家已启动“十三五”研究
我国即将研究启动建设一批重大经济社会工程，可成为加快有效“聪明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和规划形式。从国内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十三五”研究，落实到谋划、推动发展的层面，就要涉及抓紧研究启动一批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经济社会工程，促进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我国已具备强大设计、制造和施工能力
我国具有在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复杂地区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园区等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也已具备当今全球实力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能力，以及适合不同经济体需要的铁路、电力等装备制造能力。总体上具有足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强大的项目设计、设备制造和工程施工能力水平，这是前所未有的。
（四）我国财政能力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财政能力的整体空间分析，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公共部门真实负债率为40%左右。参照欧盟规定的60%警戒线，我国这一比率显然在安全区内，可用空间还相当可观，亦弥足珍贵，用得好则足以支持我国在较快完成“新常态”调整后乘势发展。
从2014年财政预算运行情况分析，未来3年间如分步把公共部门负债率提高至50%左右，可增加的公共部门举债资金规模不低于6.5万亿元，并将产生拉动社会资本的明显乘数效应，可挖掘的潜力空间巨大。
（五）货币政策仍有较大作用空间
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约20%，仍处于历史高点；二是通胀率较低，PPI已历经3年以上长期负增长；三是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至2014年9月末达3.89万亿美元。
三、如何加大选择性“聪明投资”？
（一）以有效供给管理对接“新常态”
在2015年、“十三五”期间及更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聪明投资”，作为进入“新常态”、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选项，周密稳妥实施。
从改革开放36年来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我国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总体上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新阶段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
（二）为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提供环境和支撑
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七方面深化：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三是继续推进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四是加快以“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及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与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亦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或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的良性互动和结合，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五是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六是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主权”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
（三）创新国际国内投融资模式
为加快推进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建议在加快组建资金供给端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用的同时，积极考虑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项目建设主体和相关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主体构建问题。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和近年表现出上升态势的国内“连片开发”多个案例中的可取经验，运用PPP机制创新，将国内外可带来资金力量的有关开发主体与需要投入资金而预期可取得未来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连片综合开发项目，在法治、契约保障条件下结为合作共同体，政府以提供规划、政策支持为主，并可适当投入追求“乘数效应”的部分资金，打造公司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和连片开发建设新局面（比如，以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形成“安哥拉模式”的升级版）。
近期国内基础设施及公共投资领域，正在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开放市场准入，全面推广PPP模式，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对此亟须加快立法和示范指导、多方协作乘势推进，并积极扩大到境外。
（四）加大高质量、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
基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进程中存在的供给不足等问题，进行有针对性选择性的“聪明投资”，需要极其注重防范无效、低效投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养老设施等惠及民生的“托底”事项进行有侧重的投入；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应聚焦重点技术研发、产业升级换代、重大设备更新等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项目进行政策倾斜支持投入；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对农田水利、现代化农场、大型农用设备、服务运行体系硬件设施等方面进行有选择的投入；在信息化进程中应注重对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网络系统建设、网络安全、网络人才、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以引导基金等方式进行有选择的投入。
（五）财政和金融政策提供有效支持
1、财政政策方面：适当加大“积极”力度，有所作为，突出重点，创新机制。
有针对性、选择性地加大投资支出，在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面，首先应当针对项目分类，选择资金来源的不同分类组合，注重积极扩大PPP制度供给创新模式的应用。特别应当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投入。随未来几年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赤字率，至少可在近两年2.1%的年度赤字率水平上明显提高0.5个百分点（即提高到2.6%以上），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规模扩张。用阳光化、低成本、长周期债务替换隐性化、高成本、短周期债务，减轻政府体系实际债务负担和基础设施融资成本。
2、货币政策方面：有度放松，适当降准。
货币政策应适当放松，在前不久降息之后，仍可适当降准。实际上，在利率逐步放开而市场化的条件下，只有降准，才能真正降息，这与经济刺激政策关联不大，主要是对冲美国QE退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市场稳定和供给端发展。
3、拓展股权投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
建议在总结“沪港通”经验的基础上，可适当加大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力度，及时推出“深港通”等对外“引水”举措，通过适度扩大股票发行增加股本融资，并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效应拉动国内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建议可鼓励发展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为“聪明投资”和“创新驱动”提供资金支持。
4、加快民营银行的组建进程和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构建以资金供给端“中小微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端“中小微企业”的普惠民生型金融体系。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缓解我国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痼疾，并为民间创业创新的民营经济发展，以及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持。
5、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绿色经济、生态文明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以绿色评级、绿色债券支撑的“绿色银行”机构（基于市场化运作的国家级或地方级“绿色银行”），并在现有的一些商业银行内部组建“绿色信贷事业部”，支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水利设施等环保基础设施，以及环保设备生产、低碳型新能源发展等；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促进绿色发展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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