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捂不住的心头之痛

董希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日，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三季度业绩报告全部披露完毕。公众和媒体在看到前三季度上市银行实现归属于股东净利润超万亿的同时，也发现它们的不良贷款余额累计已达60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全部超过1%。不良贷款，这个中国银行业曾经的心头之痛，又开始隐隐作痛，痛感越来越大，想捂住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在这些公开数据的背后，更隐藏着一些让人不安和担忧的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似乎正在陷入了迷局。

十年之变

不良贷款一直是商业银行挥之不去的阴影。2001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5.4%。在这之前，从1999年4月起到10月，我国相继成立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家专门处理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职责便是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大银行1995年后发放、1998年前形成的不良贷款。

让人觉得沉重的是，我国银行业当时的统计方式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四级分类”法，而不是国际通行的规则。据研究机构测算，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计算，200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超35%，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高达46%。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银行近一半贷款面临着难以收回的巨大风险。

不过，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废除了四级分类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贷款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衡量标准开始与国际接轨。2003年4月2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银监会成立之后，对不良贷款数据的统计和监测趋于清晰和稳定，也更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考察了银监会成立之后到今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相关数据，以期从这十二年的数据变化中找到一些端倪。

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不良贷款一览表（2003.6－2014.6）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03年6月银监会首次公布不良贷款数据到今年上半年，尽管统计对象略有变化，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呈现“双降”趋势：不良贷款余额从2.54万亿元下降到0.69万亿元，下降3.7倍；不良贷款率从19.6%下降到1.08%，下降18.1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大幅上升，2003年资本充足率仅为3%，今年二季度末已升至12.4%。应该说，商业银行通过剥离、核销等手段，逐步卸载了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通过政府注资等方式充实了资本金，在此基础上成功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获得后续长远发展。“中国银行业已技术性破产”，这样耸人听闻的论断被事实证明“破产”了。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坐上了全球银行市值排名的头把交椅，在市值排名前十位中中资银行占了4席。在十多年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下降，主要还是依赖于单一的手段，即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共有三轮大规模的政策性剥离：一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的1999年至2001年底对四大银行的第一轮剥离，共剥离了1.3万亿元不良贷款。二是2004－2005年对三家大行不良贷款的再剥离。2004年建行、中行剥离不良贷款超过2000亿元，不良贷款双双降至5%以下。2005年，工行进行剥离，共处理不良贷款超过7000亿元，由此推动当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了4.6%。三是2008年对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农行在股改前夕剥离处置不良贷款8157亿元，使其当年不良贷款率下降19.3%，这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7年底的6.17%猛降至2008年底的2.42%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商业银行自身也核销了一部分不良贷款。

不过，这种以行政手段将不良贷款强行排出商业银行体系的做法，虽然减轻了银行的经营包袱，美化了银行的财务报表，但不良贷款还是留在整个经济金融体系之内。而且，这么多年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银行的金融生态，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政府而言，不良贷款就像是从左手挪到了右手；对银行而言，滋生不良贷款的土壤仍然存在。

重重谜团

好景果然不长。近四年来，商业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又不断积聚，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2011年三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为十多年来最低点，之后逐季攀升。到2014年二季度，不良贷款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上升，余额已达6944亿元，不到四年之内增加了70.3%。即使在信贷总量激增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也从0.90%升至1.08%，增加了0.18%。不良贷款就像是商业银行一个肿瘤，前几年经过切除虽有遏制，但并没有得到根治，现在癌细胞又开始扩散了。

从区域看，不良贷款已经从“长三角”向周边地区及“珠三角”蔓延。2012-2013年，长三角地区为不良贷款的主要聚集地。2013年不良贷款率浙江省为1.98%，江苏省为1.23%，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一半左右来自长三角地区。而2014年上半年，山东省银行业不良贷款较年初增加167亿元，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至1.57%。同期，广东省不良贷款率也已达1.36%。此外，广西、新疆等地的不良贷款也明显上升。可以预见的是，不良贷款高发的态势，将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全国逐步传导。

从行业看，银监会数据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为不良贷款最多的行业。社科院发布的报告也认为，2013年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前三大行业为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6%、2.0%和1.8%，远高于其他行业。上述行业周期性强，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下行，整个行业面临较大经营困境。特别是钢铁、机械、光伏、船舶等，是目前不良贷款主要来源。一贯质量优良的信用卡业务，近年来逾期欠款也是猛增，上半年透支不良率已经高达1.47%，情况堪忧。

从表现看，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断裂成为不良贷款爆发的重要诱因。如在浙江，由“两链”引发的信贷风险，像是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沉重地悬在了银行业上方。一些企业担保链之庞大和复杂，令人瞠目结舌。像温州的信泰集团，当时担保链第一圈涉及企业19家，金额5亿多；第二圈涉及企业115家，金额34亿多；到了第四圈，涉及企业高达411家，金额72亿元。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数达到730家，金额超过150亿元。只要其中一家企业出现问题，担保链上其他企业都将可能被拖累。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也出现变化。在部分地区，企业逃废债现象由点及面开始增多。一些企业还人为制造各种事端，企图逃脱本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基层司法机关，限于案子多、人手紧，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和诉讼的执行往往力不从心。

尽管如此，无论是与历史数据比，还是与国际同业比，我国商业银行当下1.08%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处于低位。我们杞人忧天了吗？其实，真正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数据可能已被低估：一是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差的现实，甚至还要求银行调高问题贷款级态；二是地方政府对涉及风险事项的企业，往往要求银行实行“三不”（不抽贷、不增加附加条件和不调级）；三是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人为地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比如一再办理展期；四是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尚未被完全识别和发现。据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约18万亿，其中57%来自银行贷款。2014年开始，大量地方政府债务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类似的情况还有房地产行业的贷款。

所以，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也是大幅度增加。2014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环比上升了41.7%，反映出未来不良贷款确认的压力相当巨大。到6月底，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已高达1.64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5%。相对于不到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这两倍还多的关注类贷款像是一颗颗隐形的炸弹。  

在广东省佛山市，今年前7个月不良贷款增加了132亿元，增幅达217%，不良贷款率就飙升至2.6%，有8家银行的不良率超过5%。而去年年底，佛山的不良贷款余额不到61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85%，看上去一切都正常。不是佛山2014年之前风险防范到位，他们其实只是多捂了一年而已。不良贷款区域性集中爆发，佛山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面对似乎还波澜不惊的各种报告，我们认为：公开的不良贷款数据，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情况。换句话说，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潜在风险还未全部暴露，大量的不良贷款仍处于冰山之下。7000亿元的不良贷款、1.08%的不良贷款率，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可能真的会来得更猛烈。

走出困局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信用的金融企业，与生俱来就与风险打交道。在市场化环境下，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信息的非均衡性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中矛盾冲突的客观性，再加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等因素，都可能给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带来挑战。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信贷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不良贷款率也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在盈利与风险间找到适合银行自身策略的动态平衡点，不同银行对此应该有不同的容忍度。

但我国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扩张欲望强烈，只考虑一味借款，很少考虑资金成本与还贷能力，这些都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伏笔。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约70%来自银行体系，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由此，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便很快地传导到银行体系。前些年的不良贷款大量剥离，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埋单。而这些年，随着强刺激政策退出和国内外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又将体现为大量的不良贷款。

从商业银行自身看，目前普遍存在“单一结构”现象：业务结构上，以信贷业务为主；客户结构上，以大中企业客户为主；收入结构上，以利息收入为主。这样的单一结构是比较脆弱的。多数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也严重失衡，业务模式简单，过分依赖批发业务，零售业务先天不足。而从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国家看，零售业务比重较大的银行，往往发展稳健，受到影响很小。比如以社区金融为主要业务之一的富国银行，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一家二流银行，一跃成为市值第一的世界第一大行。

从根本上说，巨额不良贷款的最终化解，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信用环境的改善。当下，面对还将疯狂生长的不良贷款，我们要做的是“标本兼治”：

一方面，“治标”是当务之急。商业银行要综合运用现有各种处置政策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和进度，处理好存量不良贷款。比如，充分挖掘常规催收、司法诉讼、以物抵债、减息免息、贷款重组等措施潜力减少损失，同时加大呆账坏账核销力度。创新不良贷款处置方式，如引入资产证券化手段，打包出售不良资产，加快现金回收力度，尽快清除银行体系内的毒瘤。

此外，银行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尽量遏制新的不良贷款产生。面对新常态下的发展和生存压力，要克服信贷投放的冲动和盲目，做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特别是将信贷资金投向高收益项目时要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问题。还要重视内部管理，将合规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降低道德风险。

当然，在银行处理和防范不良贷款的前后，还都需要得到监管、财政等部门理解支持和政策扶持。

另一方面，“治本”是关键之道。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对银行体系的单一依赖。对企业而言，可以更多借助IPO、新三板等手段获取资金。在改革过程中，还要严格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防止其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十八大之后，各地政府都争晒“权力清单”，希望借此理清职责边界、严格依法办事。但“权力清单”不能束之高阁，不能一晒了之。政府那只手管不住，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永无宁日。

对银行而言，还应下大力气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业务结构要逐步综合化，客户结构要实现均衡化，收入结构做到多元化，不断提高零售客户比例，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要通过结构调整，摈弃过去那种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降低经营管理风险，提高抵御经济周期能力。

7月份，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一年破产重组有100万起，而我国是2000起，现在很多“僵尸企业”占据大量贷款，盘活存量贷款应发挥破产法作用。无独有偶，8月份吴敬琏先生在浙江温州一个讲座上，给温州经济开出药方，重要一点是：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整。加快企业破产重组，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冲击。但从中长期看，有利于优化整个产业结构，提升市场活力和竞争力，进而提升银行资产质量。

当然，标本兼治，知易行难——难就难在经常只顾“治标”，而无暇或忽视“治本”。希望经历这一轮的痛苦和磨难，不良贷款能够真正做到治标又治本，走出“增加-剥离-增加”的恶性循环。果如此，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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