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撇开具体情况，如果从文化上、社会心理上深挖下去就会发现，文明等级论依然在发挥着某种作用。历史并不遥远，它就弥散在我们周围。
文明一词在今天无疑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人们动辄便以不文明来指责他人，国家也把建设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作为战略方针来实施。但似乎从来无人去追问一下文明一词来自何处，内涵是什么，在其背后有着一套怎样的话语，这套话语在近代产生过什么影响。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明一词是从英文civilization翻译过来的，而这个词直到18世纪中期才形成。其本义原指一种过程，后来才指一种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特指西方国家，用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话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西方社会“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而且，“文明”一词从形成那一天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词汇存在的，在其背后隐含的是“野蛮”，以后更形成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就是文明等级论。
所谓文明等级论，是指从19世纪风行于英、美等国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学说。这种学说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到目前所知，19世纪风行于英美等国的文明等级论主要有四级制、五级制和三级制三种模式，其中以四级制模式最多，五级制次之，三级制最少。所谓四级制文等级论模式，是指将当时世界的人类物种划分为“蒙昧（the savage）、 野蛮（the barbarous）、 半文明（the half-civilized）和文明（the civilized）”四个等级。所谓五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是指在上述四级文明等级之上再增加开化（the enlightened）一级。所谓三级文明等级论模式，则是指将上述四级文明等级论中的野蛮（the barbarous）与半文明（the half-civilized）合并，形成一种新的三级模式。在以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文明等级论在模式上再无创新。
撇开其中蕴含的进步性内容来看，这种文明等级论很明显是一套话语，也是一种世界模式，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当然这种世界模式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文明等级论于1820年代出现后，很快便渗入英、美等国的中学地理教科书。据美国学者克雷格说：“从1830年代到1870年代，一张文明发展阶段清单成为高中地理教科书的标准特征”。1880年代以后，虽然这种开列一张文明发展清单的做法不再流行，但此类残存的假设依然非常活跃。甚至在整个1890年代乃至以后，根据文明发展水平来讨论不同国家和种族的相对成就的现象依然存在。中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中小学教科书的功能之一是通过传播知识培养近代意义上的国民。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就是通过中小学地理教科书而成为英美等国国民的常识，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以后又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流传至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带有普世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
晚清首先用汉语文明一词来翻译civilization者是日本的福泽谕吉。这一译法存在明显错误。因为如果说文明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那么五级制文明等级论中的the enlightened nation 将无处安置。本文将其译为开化，亦属无奈之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civilization译为开化或教化，而将enlighten译成文明。实际上晚清许多人将civilization译为“教化”（理雅各、郭嵩焘）、“文教”（傅兰雅），谢洪赉则干脆将文明等级论中的五个层级译为“野蛮”、“游牧”、“半教化”、“有教化”、“文明”。由于清末日译著作的风行，福泽谕吉的这一错译被国人所认可。
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东传，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从西文直接迻译，另一条是转道日本入华。1847年，出生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玛吉士在其《外国地理备考》卷四“地球总论”中对文明等级论有系统介绍。这可能是西方文明等级论首次进入中国。这篇“地球总论”后来被魏源的《海国图志》百卷本和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得到广泛流传。以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其译编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慕维廉在修订后的《地理全志》、傅兰雅在翻译的《佐治刍言》等书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编译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中，都对文明等级论有系统的介绍。
国人方面，出使英国的郭嵩焘、1899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均对文明等级论有系统介绍。从1901年开始，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和日文著作中译的全面铺开，近代以来传入日本的西方文明等级论开始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受其影响，当时由中国人编写的许多中小学甚至大学地理教科书，都充斥着文明等级论的内容.
当时传播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既有中学地理教科书，也有小学和大学地理教科书。一些教科书的使用量极大，这从其印刷的版次可以看出来。如谢洪赉《瀛环全志》到1913年已印出第13版。其《高等小学最新地理教科书》五年内印行23版。这些教科书在出版前大多经过政府组织审查。如谢洪赉《瀛环全志》经过总理衙门审订，被认为“蒐辑精审，详略得当，便于教习讲授”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与19世纪风行英美国等的地理教科书不同，近代以来翻译编写的地理教科书在涉及文明等级论时，大多只介绍其等级和特征，很少涉及各文明层级指称的国家；即使少数涉及者，在介绍半文明国家时也有意略去中国。当然，谁是文明国家，谁是半文明国家，教科书的编译者心里明白，读者心里也明白。既然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不断向学生灌输，西方国家是文明的，中国是半文明的，就不由得学生不相信，久而久之便成常识，再进而内化为民族心理状态。清末革命党人为宣传革命，更将清政府斥之为野蛮，而清政府的某些做法，似乎也坐实了这一指斥。受此牵连，中国也就从半文明进而沦为野蛮。曾几何时，中国也曾有自己的一套文明话语（“夷夏之辨”观念）和世界模式（“五服”“九服”学说），以至1858年英国人在中英《天津条约》中特别规定，此后中国在各种官方文书中提到其政府和民人时不得提书“夷”（barbarian）字。如今文明成了西方国家和西方人的符号性标识，中国则变成了半文明或野蛮国家，中国人也沦为半文明或野蛮人。最可悲的是人们普遍认同了这一看法。于是在国际交往中遇事自矮三分，就成为一些国人的下意识行为。直到20世纪30年代，因了日本的大举入侵，人们这才意识到文明不仅意味着进步，也意味着战争、杀戮和毁灭，于是自近代以来的文明化运动逐渐退潮，民族复兴运动则方兴未艾。据陈序经说，当时不仅一般人所说的文明戏、文明结婚已很罕见，一般学者对文明两字也很少使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撰写本文，并非要反对现代文明，也不是不承认我们的确有不文明的地方，而是要提醒人们，在使用文明一词时，警惕文明等级论的陷阱。因为文明与福柯笔下的启蒙一样，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们均有始而无终。从未见哪一位笨伯说过，我的文明化已经完成了，我的进步已经到头了，可以终结了。既然如此，我文明人亦文明，我进步人亦进步。如果不揭露文明等级论这一套话语的实质，不打破文明等级论这一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我们有可能永远被贴上“半文明”或“野蛮”的标签，永远无资格在国际事务中争取话语权。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不文明的。不文明者有何资格来掌控话语权？一些西方国家动辄以“邪恶”来指责中国，以不文明来指责中国人，撇开具体情况，如果从文化上、社会心理上深挖下去就会发现，文明等级论依然在发挥着某种作用。历史并不遥远，它就弥散在我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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