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快6个年头，但至今危机并没有完全过去，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所花费的时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长。研究这次金融危机的论著读了不少，这几天在研究温州企业的资金困境案例，正好读到张育军先生的新作《金融危机与改革》，其中许多内容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好的启示。
经济规律的展开需要时间，危机后中国经济先经历政策刺激后的“V型”快速大反弹，现在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W型”弱势波动。对金融危机和对应策略的认识，时间越久越检验学者的功力。张育军先生在书中总结的金融危机六个共性和五个方面深化改革的启示，对当前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危机与改革
“市场出清速度决定金融危机时长和复苏能力。危机发生后，政府在应对政策和改革措施等方面存在多种选择。只有决策迅速、行事果断、执行有力的政府及时采取破产重组、政府接管、并购重组等方式，真正做到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第一时间处理爆发风险的金融机构，才能避免风险毒瘤的持续恶化和扩散，赢得金融体系的复苏和新生。”（出自张育军书中前言）书中对比了美国在这次危机后的果断应对措施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打吊瓶”掩盖问题的措施。美国除雷曼兄弟倒闭外，其他金融企业这两年已经恢复元气；但日本长期没有出清“僵尸银行”和“僵尸企业”，最终酿成“失落的20年”的苦果。书中对美国应对危机中的十二个困惑难题和美国应对措施的得失进行了反思，对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如何果断处理金融违约增多的危情，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经济必须吸取日本的教训，必须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企业，企业的生生死死是经济新陈代谢的正常现象，银行不良贷款不可能永远只减不增，也会随经济周期增减。无论与中资银行历史水平比，还是与外资银行比，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率处于低水平且回升幅度有限，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但“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出自《礼记·中庸》）张育军先生坦言：“与美国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预警、监测机制相比，中国尚有较大差距。”（第246页）我认为，中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风险之高低，会随着产业生命周期、市场环境变化而剧烈变化，过去中国的银行业认为抵押贷款风险较小，贷款客户选择时青睐适合抵押的重资产行业，如钢铁、矿山、土地等，但产业结构调整期中，资本估值会有周期性变化，甚至结构性变化。有些产业一旦成为夕阳产业，资产估值下降后很难有再次回升的机会。过去习惯于垄断利差政策优惠、长期听命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商业银行，经营者往往金融知识丰富，学习金融出身者居多，但同时拥有产业知识的人才在我国金融行业比较缺乏，这些国情都应当在中国特色金融预警监测制度建设中得到重视。对我国产能过剩造成的金融坏账问题的处理，多学习美国果断处置方法，决不能学日本保守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法拖延掩盖问题，只有及时彻底出清不良资产，减少金融资源的无效损耗，才能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给有生命力的创新企业、新兴产业，中国经济才会真正进入“新常态”。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各国都在从制度建设上“亡羊补牢”。张育军先生在书中明确提出：“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危机是改革的最佳助推器，危机时期是推进改革转瞬即逝、不容错失的重要机遇期。”书中用十个开放式的问题探讨了我国金融改革在危机后重点领域。作者身为金融监管实践者，提出的改革主张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启动，书中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有望在我国金融改革得到实践的机会。
我在读这本书中关于建立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内容时，受到很大启发。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的地位，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是危机后各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在中国，目前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仅仅依靠金融领域内部改革恐怕难以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和资金饥渴症使中国金融资源配置长期存在扭曲。利率市场化改革后融资成本不断走高与这一特殊国情有关，资金市场在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时总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声也与这一国情有关。中国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运作，需要金融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的联动。最近，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通过，相信财政改革步伐加快，会逐步消除预算软约束机制，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的环境得到改善，这才是解除中国金融最大系统性制度性风险源的关键所在。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