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四川省作协主席
该奖项评奖期间，我正在川藏线西段寻访。
五年前，基于当时藏区严酷的现实问题，我开始对川藏地区的考察。追溯如此现状的前因后果，直到去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今年，我又继续这一意旨下的寻访。记得那天中午，停车在波密到林芝间的公路边休息，吃点干粮，有了信号的手机开始接收信息，其中一条祝贺《瞻对》一文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评选中进入前十名，我没有太在意。这一路寻访，钩沉往事、观察现实，更深切感知这国土中有暗流涌动、人民物质生活长足进步的同时，却在国家认同这种最基本的信仰上发生迷茫。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试图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这种寻求使我心情沉痛，因此，入围一个文学奖项的消息那小小的喜悦并不足以抵消心头的重压。相较这个奖项，如果古往今来，这片土地没有那么多因国家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与族群与文化的撕裂，我宁愿没有令我自己也深感创痛的作品，更遑论一个文学奖项。
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进行我独自的寻访。
继续上路时，手机的信号又时断时续了，后来，索性就关了手机，再后来，到工布江达县。有清一朝，这个汉语名叫太昭的地方，是由川由滇入藏大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节点。我在此对照史料寻访古迹，也查阅新编县志，看共和国建政的曲折与艰难，至本月十一号，工作告一段落，到林芝，准备第二天飞回成都。
下午五点，又在林芝新华书店购得有关西藏史方面的著作三种，在酒店一边休息一边翻阅。这时得到记者电话，告知《瞻对》一书最终以零票落选。当时只有迟钝的漠然。这也正如在北京城里开会投票的评委诸公对于这片和他们相距遥远的边疆的漠然，是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电话将我唤醒。对这些电话里记者要我表态的追问，我都告知，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可电话依然接踵而至。终于，这些电话唤醒了我心中的愤懑。所以，又一个记者的电话打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我站在尼洋河边的堤岸上，对着暮色渐浓的空荡荡的河谷说出了三个字：“我抗议！”
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我嘲笑自己：你能抗议什么？！面对弄权者、面对积习、面对沉默的人们，抗议什么？！
但是，这三个字一经出口，自然就是另一种局面了。这种自我疑惑令我冷静下来，我对进一步追问的记者说，我不想说什么了，但我会写一些文字来表达我对这个奖项的疑问。这些天来，面对朋友、媒体和记者的不断打探，我想我确实应该，也有权把自己的疑问表达出来。但我在等待，等待此次奖项的报告文学组的评委对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与原则有所解释；我愿意看到，当评委们的解释与澄清出来后，我会被说服。那么，我愿意为我说出的那三个字承担一切责任。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报告文学组的评委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的回应，回应是这样的：得零票是正常的，“写小说得过奖的作家写报告文学不一定得奖。”（见本月十三日凤凰网报道）
面对这样的回应，除了感到当权者的自得与狂傲，我心中的疑问并没有解开。倒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同行帮我分析得零票的原因，但这一切依然是推测而已，又怎能让我知晓有投票权的人机心何在？而我心中疑问依然如故：
一、 关于体例：有好心的推测者说，这是体例不合之故。
《瞻对》全文二十余万字，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栏目。我认为，非虚构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界的提倡，与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加入这一体裁的写作，正是对日益狭窄与边缘的“报告文学”的一种拯救。从近年中国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来看，它们更接近纪实类文体所应达成的目标，戒除了借“文学”之名而出现的虚饰的，因占有材料不够充分而诉诸想像与虚构的流弊。非虚构文学更符合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初创时的信念，更相信对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下）与曾经发生的现实（历史）中人和事的梳理，自有其雄辩与自然的力量——充满感情的，更是富于理性的。
文艺的最基本的生命在于创新，报告文学也好，非虚构也好，不过是一体而多名。内涵需要不断丰富，外延需要不断拓展。报告文学或非虚构文体的历史并不太长，稍加追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文体正因为不断开疆拓土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不断成长。今天的报告文学所产生的危机纵然有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其写作陷于某种模式，缺乏创新与开拓的意识与尝试，甚至发生歌颂某些野心官员政绩工程的报告文学尚未面世而歌颂对象已轰然塌台的可怕悲剧。而“非虚构”这一概念的提倡与实践，正是对这种沉闷局面的有力破解。近年来所产生的一些作品，不论对于社会影响与还是文体的丰富，都是充满了正面效应的。而报告文学组的评委们，作为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对此始终视而不见，对此终究毫无感知，而要拒绝“非虚构”进入“报告文学”？
难道今天的现实不正在成为历史？难道历史不是曾经的现实？难道任何历史，在强烈的现实焦虑中，都不曾指向今天的现实？
报告文学难道和别的文学体裁大不一样，不一定划地为牢，囿于某种僵死模式，而不肯呈现出一点开放性与创新性？
非虚构如果不是报告文学，那么，它是哪一个文学类别，诗歌或者神话？
二、 关于程序
如果这个疑问成立，如果有人要说，“非虚构”不是“报告文学”；如果有人要说，具有强烈现实焦虑与指向的历史事实不是现实。那么，为何当初又允许《瞻对》一文进入报告文学组的评选，而不当时就拿掉？而要等一轮轮投票下来，又以终投的零票收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程序？
三、 那么，就只能是作品本身的问题？
作品有什么问题？题材不重要、不重大？中国边疆地带，尤其是西藏与新疆的问题，种种谬见，种种动荡，难道不正是今天中国严酷现实之一种，不需要正本清源？《瞻对》一文，抚今追昔，一边梳理历史旧事，一边在历史曾经的现场进行现实的考察，其间还承受那些不熟悉历史由来的、盲目的民族主义者种种压力与攻讦。对那些攻讦者中的大多数，我原谅他们。我的工作目的之一，就是说服他们中的大多数，知道进步之必要、现代性之必要。我深知他们的偏狭既基于生存与发展中的困惑与压力，也是基于对历史的无知，但能荣任评委的大人们，都知识深广，却还囿于成见而不能读文而知人，知人而问世？难道他们的现实关切就如此狭隘？难道我历时数年，抚今追昔，孤独寂寞，写成《瞻对》一文，只是一个得过小说奖的人想显示自己才华横溢，贪心不足，吃了碗里又望着锅里，想再得一个报告文学奖，以至误闯了别人的禁地？
又或者，《瞻对》一文和他们投下了庄严一票的那些作品相较，艺术水准太差？语言、结构，在哪一方面有贻笑大方的败笔？以至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入哪怕一个评委大人的法眼，以至要得零票？
评委实名投票，是实名给谁看？读者、文学、社会，还是谁？
以此就教于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组诸评委。
写此文前后，还有很多人劝我做沉默的大多数，不然就是永远自绝于这个奖项。我也深谙中国社会某些角落和一些人内心总是潜藏着光照不见的黑暗，因此，自然也思之再三。但我坚信，这不仅仅是关乎我个人的短暂的终将消失的荣誉，更是关乎社会的正义，更关乎要抗议一些人假文学之名以非文学的手段伤害文学的尊严。所以，我终于决定要发出我以上的疑问。
我愿意看到鲁迅先生因以他命名的这个文学奖的繁荣与每一个奖项都能实至名归而露出微笑。
我愿意看到，自己不因这个奖项的得或失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写作。
我愿意看到，发此疑问后，不被打击报复，并希望我自己和其他写作者再来参加这个奖项时，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奖项是国家授权某一机构执行的文学事业，既便我对这一奖项当下的评委们充满疑问，但对这个艰难前行的国家依然怀抱美好的希望与祝愿。
前路漫漫，我们今天的书写，我们今天围绕文学书写的种种作为，也必将为后人所书写，成为将来的“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就像我们的文学前辈们种种文学的非文学的作为正在被今天的人们所书写与评判。我愿意看到，将来我的子孙不会因为我今天的作为而感到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