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1913年2月5日出生于湖北松滋第九区刘家场，原名向明言（因父亲贺学文是一户姓向人家的上门女婿），成人后更回父姓，取名炳炎，取“大火冲天”之意。贺炳炎9岁那年，经人介绍，投师于武当一清道长门下学习“凌霄剑”；后来，他觉得使剑不过瘾，就又改学了“玄虚刀法”。这些武术，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常练不辍，日臻纯熟。
1928年秋，贺龙率湘鄂西红四军到达湖北石门、宜都边境一带，贺学文毅然参加了这支军队，成为贺龙欣赏的战将。次年春天，年仅15岁的贺炳炎也投身红军。初上战场，贺炳炎即握一把菜刀独身冲入敌阵，左砍右杀，连毙数人，大有贺龙之风，敌人望之皆惧退，因此战友们送了他个诨号“贺小龙”。
1929年6月，贺炳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书写了自己的传奇。当年7月下旬的一天，红军在湖北潜江渊博子口同白军作战，激战中，已经是警卫班长的贺炳炎被贺龙派去兄弟部队传令，要该师从敌人侧后猛攻。兄弟部队马上投入了战斗。白军腹背受敌，只好丢尸弃械而逃。但是，战斗结束后，却不见了贺炳炎。等了很久，贺龙着急了，就派人去找，但找人的人还没有回来，贺炳炎却押着几十号俘虏回来了。
贺炳炎详细地向贺龙汇报了自己“溜号”的经过。
原来，看到战友们打得正起劲，送完信的贺炳炎就有些心里痒，于是从地上捡起几颗手榴弹朝腰里一别，就提着大刀，抄小路去追赶敌军。在一个土坡下面，贺炳炎看到几十个白军正准备往前面不远处的芦苇荡里躲，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还在喊：“兄弟们，进了芦苇荡，我们就安全了。”可贺炳炎想的却是让他们不安全，他一手紧握大刀，一手高举手榴弹，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似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白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全愣住了。贺炳炎趁热打铁，不等他们醒过神来，就指着一个干涸的水塘，命令他们：把枪都放到塘埂上，人都进塘里去，谁也不许乱跑。有一个白军军官见他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便突然举枪朝他射击，但这家伙才抬手，就被贺炳炎看到了，他急忙卧倒，子弹从他头上飞了过去。子弹没有把贺炳炎吓住，他一个翻滚来到开枪的白军军官面前，挥手一刀就把这家伙给撂倒了。几个白军士兵想趁贺炳炎不注意逃跑，贺炳炎立即扔出一颗手榴弹，爆炸声不仅拦住了逃跑者，没敢逃跑的白军也都赶忙趴在地上，大叫：“我们投降！我们缴枪！”贺炳炎点了点人数，白军一共47人。此后，贺炳炎在部队中名声大噪。
不久后，贺炳炎就相继担任了红四军警卫中队中队长、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虽然贺炳炎担任了骑兵连长，但南方少马，大多数时候，他还是步行提刀冲杀。闲暇时，他就教战士们习武。这一时期，少年贺炳炎，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古代的英雄。一次，骑兵连偷袭一座空城缴获了一批战马。部队从城中撤出后，他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司务长，立即单枪匹马回城寻找。在敌军已进城的情况下，贺炳炎飞马过街穿巷。正在一店铺前购物的司务长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贺炳炎一手搂起，放在马上。面对敌人的拦截，贺炳炎挥舞大刀奋勇砍杀，终于杀出重围。此后，贺炳炎被誉为“红军中的赵子龙”，被贺龙视为可造之材。
从受命设伏西峡口到板栗园做“瓶塞子”。1932年9月，由于夏曦的“左”倾错误观点指导，湘鄂西苏区失陷，红三军被迫从洪湖突围进行战略转移，经豫南、陕南绕道转往湘鄂边，这时贺炳炎已经成长为红军团长。1932年11月初，红三军从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国民党正规军不停地追拦截堵，当地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给红三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红三军各部队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拒纳红军。红三军只好露宿野外。时值冬季，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间难于睡眠，在与敌人激战中又不断遭受损失，减员甚多。进入伏牛山区以后，每日以百里速度行军，仍摆脱不掉敌人。到了西峡口附近，贺龙把贺炳炎叫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一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敌人的伏击。”贺炳炎受命而去。敌人大摇大摆地追来，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措手不及，被消灭一部，被迫停止追击。
1933年初，红三军到达湘鄂边后进行整编，全军编为红七师、红九师两个师，贺炳炎在这段时间内任过红七师第二十团团长、第十九团团长。在整编过程中，红三军还进行了内部的肃反。5月13日夜，贺炳炎侦察地形回来，刚刚拉开被子躺下，就被“肃反”队员带走了，理由是他参加了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事实上，贺炳炎听都没有听过“陈公博”这三个字，但他的党籍却被开除，并被关押在“改组派连”，随时听候审问。贺炳炎人虽然给关起来了，但打仗的时候还得上。一天，红军前卫与敌人发生了激战。贺炳炎任团长的红十九团因为团长、政委都被关了起来，结果整个团一开战便乱了套。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焦急无奈，赶忙派通信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出山指挥作战。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看着阵地前的敌人尸体和成队的俘虏，一面高兴地擦着脸上的汗水，一面下意识地把驳壳枪朝腰里插。但是，身后却响起一声“把枪给我”的命令。跟在身后的“肃反”队员二话没说，随即又给他送上一副闪亮的手铐。直到贺炳炎被关押到第29天时，贺龙才得到机会把他“保释”出来。
1934年初，为改变红三军困境，总部决定向贵州东部开辟新根据地。这年10月25日，红三军与肖克的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并组成了红二、红六军团联合总指挥部：原红三军的红七师、红九师改称红四师、红六师，贺炳炎担任红六师第十八团团长，余秋里担任政委。随后，贺龙指挥两军团发起湘西攻势作战，开辟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1月，国民党调动8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起六路“围剿”。贺龙、肖克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奋起反击。 1935年6月，贺龙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湖北咸丰县城以东忠堡地区伏击敌人，贺炳炎与余秋里一道率十八团击退敌人多次冲锋。贺炳炎和战士们一起挥舞着大刀奋勇冲杀，刀光闪处，敌人头颅飞落。当时，国民党报纸敬畏地称他为“刀匪”。
1935年8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在贺龙率领下，向西南疾进。11时，他们赶到敌第八十五师必经之路宣恩县板栗园东南的利夫田谷地埋伏起来。敌第八十五师（欠1个团）走到利夫田西北七八里路的板栗园时，还没有察觉红军的行踪。在板栗园，他们看见赶集的乡民很多，没有异常迹象，敌师长谢彬大为放心，下令继续向李家河前进。 贺龙在附近山上向各师、团领导人交代任务，他用马鞭指着山下的谷口对红十八团团长贺炳炎说：“今天要你做个瓶塞子，塞住这个瓶子口。”“敌人是第八十五师谢彬的部队。他们的装备比我们好，大家不要轻敌。敌人中午就会到。”12时左右，敌人进入了伏击圈，战斗打响。敌人想夺路而逃，贺炳炎带领全团像钉子一样堵住谷口，敌人全部被歼，敌师长谢彬也当场阵亡。战后，贺龙表扬：炳炎当立头功。 喋血瓦屋塘：痛失右臂 毛主席特批不敬军礼
1935年9月，不甘失败的国民党调动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贺龙深知“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的道理，决定开始战略转移。同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当月贺炳炎改任红二军团新编第五师师长。 在突破澧水、沅江一线的封锁后，红二、红六军团向湖南新化、溆浦发展，因敌重兵阻截，贺龙决定西进贵州。12月11日，为了不让敌人明白红军西进的目的，红军急促南下，造成即将东渡资水的态势。果然，国民党的大军追击而来。于是，贺龙果断下令：折向西行，沿着雪峰山山脚，直奔云南瓦屋塘，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西进贵州。贺炳炎的第五师是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五师的先头部队是十五团，团长叫王尚荣。就在十五团快要接近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敌人的阻击，从猛烈的火力来看，对方是国民党正规军。贺炳炎见此情景，命令王尚荣到后方向贺龙汇报情况，自己指挥部队作战。贺炳炎一声大吼：“机枪掩护，都跟我冲！”不幸的是，东山山势太陡，无法架设机枪组织掩护火力。面对着敌人暴风骤雨一样的子弹，贺炳炎一挥手，继续往上冲。只见他躬着的身子在杂乱的灌木丛中时隐时现，不停地往前冲，同时不停地怒吼着。但是，当他又一次直起身子跟身后的红军官兵高喊“跟我冲”时，身后的同志却发现他是在用左手举着驳壳枪，而右手臂整个衣袖都是血淋淋的。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战士冲到他身边，大喊：“快来抬师长！快来抬师长！”卫生员冲过来给他包扎，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前面正在死人！” 最终，红军拿下了东山，贺炳炎却躺在敌人丢弃的阵地上昏迷不醒。随后赶到的贺龙来问病情，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告诉他：贺炳炎的整个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贺龙的眼睛红了，深沉地说：“一定要尽全力保住贺师长的生命，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全力配合！” 贺彪说：“我只有一点要求，请总指挥能够保证手术时间。” “你要多长时间？” “至少3个小时。现在医疗器材都转移了，找手术工具也要耽误时间……” “时间我一定保证。我让后卫部队务必坚持3个小时！至于医疗器材，就要你来想办法了。” 不巧的是，当时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也已驮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救护医生当即让人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为了消毒，他们把锯子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小时。就要动手锯臂了，却找不到麻醉药，当时贺炳炎还昏迷着，医生便在他的眼上蒙了一条毛巾，还让几个战士在边上摁着他，怕他醒来后害怕，乱动。锯到一半时，贺炳炎给疼醒了，他扯下毛巾，对摁着他的几个战士说：“都靠边。”又对医生说：“接着锯吧。” 贺炳炎看到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怎么也不敢使劲，便又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说完，把毛巾咬在嘴里，然后闭上了眼睛。又开始锯了，贺炳炎紧紧咬着毛巾，豆粒大的汗珠很快就爬满他的脸。手术前后共用了2小时16分钟。贺炳炎嘴里的毛巾几乎被他咬烂了。 做完手术，贺龙走到贺炳炎跟前俯下身子，心疼地看着他那张因为剧痛而苍白如纸的面孔。贺炳炎含着眼泪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贺龙紧紧地握住老部下的左手，用肯定的语气说：“你还有一只手嘛！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然后，他在地上的那摊血里捡了些东西，攥在手里。那以后，红军每次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贺龙就会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帕，然后肃然地告诉同志们：“这是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手术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勒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团整编为红二方面军，贺炳炎改任第六师师长。10月20日，他和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会宁，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贺炳炎顾不得伤病未愈，毅然离院回队，担任由红二方面军第六师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二O师七一六团团长，随后，他率部挺进到同蒲路北段的宁武、神地、朔县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当年10月，日军侵占大同后，继续向南进犯太原。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御作战，贺龙连续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张宗逊、李井泉率七一五团由崞县南下，袭击位于忻口西北20余公里的南北大场，打击敌人侧翼。二是命令三五九旅迅速赶到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三是命令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率一个营（后来又增派了一个营）去雁门关偷袭日寇，切断其运输线。 17日黄昏，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的秦庄和王庄。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下，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他们将此部署报告了贺龙：18日，第一次伏击，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21日，第二次伏击，我军与敌激战2小时，伤13名、牺牲20名，敌伤亡3倍于我。
1938年1月，贺龙组建了一二O师独立第三支队，贺炳炎任支队长。随后，他率队到大清河北岸进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仅几个月时间，第三支队就由原126人扩充为3个团和3个独立营，近5000余人，打退了日军多次“扫荡”。是年冬，贺炳炎又率三支队进入冀中，先后参加了莲子口、北板桥等战斗。贺炳炎也成为“贺老总的猛将与爱将”。
1939年春天，贺龙率部队到了冀中，冀中军区领导人吕正操、程子华向他要干部，贺龙说：“你要哪个，我就给你哪个。”吕正操故意说：“我要三支队长贺炳炎。”贺龙笑着说：“你要贺炳炎？我说光贺炳炎一个人不行，得有一套：有人给你做政治工作，有人给你当参谋长。”很快，贺龙就从一二O 师抽调了50多名各级领导骨干派往了冀中军区，但就是没有把贺炳炎给调出去！
1940年夏秋，贺炳炎因赫赫战功升任三五八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率部转战于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地。1942年初，积劳成疾的贺炳炎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后转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4年11月，贺炳炎与廖汉生带领三五八旅百余名干部与三五九旅南下洪湖，来到处于日、伪、顽联合包围之中的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开辟新区。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强击弱，站稳了脚根，部队得到迅速发展。 1945年4月，贺炳炎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见到毛泽东主席，他急忙以左手敬礼，毛主席急以右手握之，曰：“你是独臂将军，免礼！”继而，他感慨说：“中国从古至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贺炳炎赶紧说：“主席，我没有右手了，但左手还在，部下见了领袖，当然要敬礼。”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那就特批你用左手敬礼！” 贺龙有言：“炳炎不但是战将，而且是巧将，更是福将！”
1946年7月，贺炳炎奉命返回晋绥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同年11月，调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并率第五旅等部发起对阎锡山的同蒲沿线几座县城的攻坚。摆在贺炳炎面前的难题是，部队装备差，没有重型武器；部队刚从山上下来，不习惯平原作战；敌人居高临下，战士攀爬梯子危险太大。他试用迫击炮，虽然能够打得着，但威力太小，又试着用炸药包，可够不着。在一次路过迫击炮排训练场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如果用迫击炮弹来投递炸药包不知可不可以。他让一名炮兵当着他的面，将迫击炮拆散了并讲解其构造及原理。听了一上午，贺炳炎明白了为什么炮弹可以装到炮筒里，而炸药包却不行的道理。要是把迫击炮弹装上个长长的身子，让它的头探出炮筒口外，然后把炸药包绑在炮弹头外侧，这样炮弹不就能把炸药包带飞了吗？很快，他们的迫击炮弹就都长高了，整个炮弹的身子与炮筒等高，炮弹头露在炮口外面，而炮弹外面裹着炸药包。在实战中，这种改进确实发挥过作用。没过多久，贺炳炎又发现当目标很近时，迫击炮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如果既能平射又能高射该多好！在贺炳炎的启发下，炮兵排改造出了新的迫击炮：这些新武器既可平射，又可高射。贺炳炎的这一改变，使迫击炮的整个作战功能，得到了根本性的拓展。在贺炳炎的关心和领导下，部队很快又制作出了“爆炸杆”、“爆破桶”、“坑道爆破绳”等爆破武器，在数月内连克朔县、宁武、崞县诸城。而这些新式武器，对以后的蟠龙、清涧等地的攻坚也起了很大作用，并成为后来西北战场攻坚作战中的有力武器。贺龙听说这些事后，开怀大笑，称赞贺炳炎不但是战将，而且是巧将。
1947年4月29日，贺炳炎由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调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他带着一名警卫员，要横穿前线阵地，到第一纵队的指挥部走马上任。警卫员骑着骡子，贺炳炎骑着马，许多同志都劝他别这样冒险。然而谁劝都没用，贺炳炎大斗篷一披，拔腿就走，刚到中途，他们就和国民党的保安团撞上了。保安团的人见贺炳炎披着大斗篷，骑着高头大马，还跟着个警卫兵，以为是自己的长官到蟠龙镇督察。没想到贺炳炎也犯了和他们一样的错误，也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上来就问：“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因为口令不同，国民党的保安队如梦初醒，马上拉开了枪栓。贺炳炎跳下马招呼一声警卫员，顺着山沟就往回跑，因为路不好走，马和骡子也顾不得拉了。 国民党保安队没追到贺炳炎本人，就牵走了他的马和骡子。贺龙闻讯，以为贺炳炎已经遇险，立即下令把贺炳炎抢回来：“我宁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其实贺炳炎脱险后，不久便走到了第一纵队，与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一起，指挥部队打进了蟠龙镇，全歼蟠龙镇的国民党整编第一六七旅6700余人，缴获了所有军需物资。当然，也包括被敌保安团逮去的那匹黑骡子。事后，贺龙调侃：“炳炎不但是战将，而且是巧将，更是福将！” 彭老总有言：“贺炳炎不见机行事，刘戡不会死！”
1947年10月，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贺炳炎接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当时，陕西清涧是咸榆大道上的要冲，驻守着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旅部和一个多团的兵力。10月1日起，贺炳炎率第一纵队攻占清涧南面的三十里铺，相继攻克清涧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但耙子山主阵地还在敌人的手中。 耙子山南北长约百余米，国民党守军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将数丈高的天然陡壁再进行人工切削，形成几面直角的立壁，易守难攻。耙子山成了西北野战军夺取清涧城的最大障碍。10月9日晚，贺炳炎指挥部队从南端登山，先是以搭人梯的方法，不奏效后又采用挖踏孔的办法，想以土工作业的手段一点点迫近敌人的碉堡和小庙，然后再发起强攻。但是，山势太陡了，敌人的火力又十分猛烈，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也很大。贺炳炎和其他指挥员都很着急。 着急的还有清涧城里的国民党守军，从我军攻击一开始，他们就频频向胡宗南呼救。不得已之下，胡宗南只好再派其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从延安来增援。在接近清涧的时候，他们与我第一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等阻击部队展开了激战。 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野司指挥部里的彭德怀和一线指挥的贺炳炎都很着急。就在部队作战最紧张的时候，彭德怀给贺炳炎打了个电话，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把耙子山给我拿下来！”而此时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太大、进攻受阻而大伤脑筋，听到彭总在电话里的情绪不对劲时，自己也来了情绪，大喊道：“部队伤亡太大，有困难！” 贺炳炎和彭总在电话里吵起来。因为眼前还在打仗，情急之下，贺炳炎“咔”的一声把彭德怀的电话给扣了，贺炳炎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敢跟我彭德怀摔话筒的，贺炳炎是第一个！”放下电话后，彭德怀坐不住了，他是有些生气，一个下级给上级耍态度，这怎么说都是不应该的，但稳定一下情绪后，他又不得不客观地看待这件事了：贺炳炎是个直性子人，执行命令从来都是不打一点折扣的，他今天敢顶撞我，这说明进攻困难确实太大。于是，他不但没有责怪贺炳炎，还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来到了贺炳炎的指挥所，指示部队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击。 10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彭德怀带着旅长们来到这里察看战场。在看到敌人防御工事群的时候，他感慨地对贺炳炎说：“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我在电话中有些话……” 贺炳炎抢过话头：“彭老总，摔电话是我的错，我要向野战军总部写检讨。” 彭德怀笑笑，对他连连摆起手来。
1948年春节前夕，西北野战军作战会议决定：春节一过，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2月22日至24日，第三、第六纵完成了对宜川守敌整编第二十四旅的包围。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部沿洛川至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但刘戡却迟迟不见行动。刘戡没有动静，围城部队就加大了对宜川外围的攻击，先后占领了子山、外七郎山等要点。胡宗南只好亲自催促刘戡，刘戡这才率部进入瓦子街以东地区，向宜川进发。彭总闻讯后，令第三纵队分兵自东向西阻止刘戡，令贺炳炎率第一纵队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第二纵队和第四纵队从南、北两面夹击。 28日下午天气突变，雨雪交加。贺炳炎率第一纵队独一旅为先头，尾追敌后，沿公路自西向东，向瓦子街方向突进。29日拂晓6时，担任前卫的独一旅第三团全歼敌第九十师搜索连，攻占瓦子街，并迅速向南北两山攻击，切断了敌军退路，死死扎住了“袋口”。这时，得知第二纵队并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而敌主力正在向该地集结，贺炳炎敏感地意识到，如不迅速占领南面的高地，整个进攻就会前功尽弃。在和政委廖汉生商量后，他果断决定改变原定全纵队全部在公路以北作战的部署，以公路为界，独一旅在北山、三五八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29日下午，第二纵队才赶到瓦子街南面投入战斗。30日拂晓后，贺炳炎指挥第一纵队沿瓦子街公路和南北两山自西向东攻击，各兄弟纵队也全方位向敌发起猛攻。到下午5时，瓦子街战斗胜利结束，援敌全部被歼，刘戡在绝望中用手榴弹自毙。战后论功，彭总有言：“贺炳炎不见机行事，刘戡不会死！”
1949 年2 月1 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贺炳炎成了第一军的首任军长。在贺炳炎等率领下，第一军连克三原、岐山等县，歼国民党军五十七军1万余人，接着，又攻克陇县，解放泰安，进军青海。
1949年9月5日，第一军进占西宁，青海全省解放，贺炳炎兼任青海军区司令员。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重病缠身的贺炳炎，只得住院接受治疗。 1952年10月1日，由川东、川南、川北军区合并组建四川军区，贺炳炎调任四川军区司令员和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2月，他出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贺龙）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5月1日，四川军区改编为成都军区（兼四川军区），贺炳炎任司令员。是年9月23日，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唯一的准兵团级上将。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病逝，年仅47岁。他是开国上将中最早去世的，也是去世时年纪最轻的一位。7月5日，成都军区于蓉城举行公祭，20万军民冒雨云集北校场为将军送行。
（原题：上将贺炳炎：痛失右臂 毛主席特批不敬军礼 来源：《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