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讲，周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就是办公室和保险柜的两把钥匙。周总理的钥匙是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只有出国时才交给邓大姐保管。平时，周总理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取放，至于里面放的是什么，连同邓大姐在内我们都不知道。从1958年，我就开始出入周总理的办公室，但对于那个神秘的保险柜，却从来没见过打开的时候。
傅作义（左三）
保险柜里三个傅作义先生的存折
“文革”初起那年，一天，我给周总理送完文件刚要走，“你别走，还有点事，”周总理叫住了我。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把永不离身的钥匙问我:“赵炜，你会开这个保险柜吗？”我虽然没开过总理的保险柜，但这么多年大大小小装保密文件的铁柜子也不知开过多少次，心想开这么个柜子又能难到哪儿去，就说:“试试吧，大概没问题。”
“没问题？”周总理笑了，“给你试试。”说着他就把钥匙递给我。
我拿过钥匙走到保险柜前，先端详了一下，就把钥匙插进锁眼按照开一般保险柜的方法试起来，谁知左转右转也没把柜门打开，急得我出了一头汗，我只好回头告诉周总理我开不开。
“怎么样，你不会开吧？”周总理抬起头说。
“不会开，”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周总理走过来开始教我开保险柜，他指挥我动手，保险柜终于打开了。
“那里面有三个傅作义先生交来的存折，我昨晚带回来的，你数数看一共有多少钱。”周总理吩咐说，把这笔钱交到中国人民银行去 。
我取出存折，把三个存折细细看了一遍，里面的钱还真不少，这是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的存款数字，我当时感到有些惊讶。
“有多少？”周总理坐在办公桌前问我。
“不少，一共四万。”我加了一下总数回答。
“四万？不对吧，你再算算，看是不是少了个零。”总理说。
我当时在西花厅工作已经11年，再也没有了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周总理让我算，我就认认真真地又算了一遍。
这一算，我脸红了，确实是少了一个零，我可真没想到存折里能有那么多钱呀。
我告诉周总理是40万，这次周总理没批评我。他说可以理解，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嘛。
周总理告诉我，这些钱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傅作义怕让红卫兵抄走给国家造成损失，昨晚就交给他了。
“你把这笔钱交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别忘了要个收条。”周总理交待我。
等我关好保险柜站了起来，周总理又问:“你关好了？”
“关好了，总理。”我回答得挺自信。
“我就不信你能关好。”周总理说着就走到保险柜前亲自检查，结果他动了几下门就开了。“我说你关不好的。”周总理拿过钥匙，又认真地教我怎么把保险柜锁好，然后才把钥匙细心地收好。
我按照周总理的交代把存折送到中行，当时中行的副行长胡立教给我打了个收条，我回来也向周总理汇报了。后来，1982年我陪邓大姐去上海，见到胡立教同志，他还同我开玩笑说:“小赵。在你手里还有我打的收条呢，你可不要同我要钱呀！”
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周总理已经去世
自从在保险柜里取过存折后，我就会开周总理的保险柜了，但我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周总理已经去世，我们是在清理他的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周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心又很细的人，我猜是他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做了安排。
六十年代初期，总理值班室的人更少了，除了我只剩下三四个同志，工作显得特别忙，有时我们三天就得值两个班。那时周总理出去开会和出差的时间很多，我和茂峰都在西花厅工作，因为有孩子，一般周总理出去时就都是他和其他同志轮流跟随，我主要留在家里值班。为了方便工作，在周总理出差的时候，办公室主任就交待把值班的红电话暂时移到我家，有急事儿时可以随时联系。我知道，主任允许我把红电话移到家里，是对我工作的最大信任和鼓励，当然如此一来也是对我的照顾，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值夜班了。从那以后有好几次，只要周总理出差，值班室的红电话就迁到我家。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接听红电话时最紧张的就是接到主席处打来的电话，因此，我在接电话时，只要一听是主席秘书的声音就认真记录不敢遗漏一个字，接完电话就向周总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