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两次伸手

大学里有个同学，需要疗四年积下的伤，拉着唯一能跟他谈得来的人——我一起看碟。他是个足球迷，对诸多历史掌故如数家珍，可贵的是还很博爱，欣赏所有有艺术气息的球员。他借来一盘1986年世界杯的纪念光碟，在播放之前，他便津津有味地告诉我马拉多纳在那一届上的光芒，好像当初自己看过现场一样。

节目确实做得很好，马拉多纳光着膀子在更衣室里率众叫喊“阿—坚—廷那”的时候，那真叫撼人心魄。这届赛事的标志就是阿根廷与英格兰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先是以“上帝之手”打入第一球，接着又披荆斩棘，打入号称足球史上的最佳入球，这个加冕球王的入球来得那么恰当其时，那么因缘际会，以至于即使未来再有以一敌众、直捣黄龙的入球，都得屈居其下，就好像现代文学史有了《百年孤独》后，再要出一部公认在其之上的小说，可能性微乎其微。

马拉多纳也是我最早认识的球星，1994年，他和阿根廷队把太多的人的心情扔到半空又重重摔下，其中也有我。不过，人的记忆总是前进的，之后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冒了出来，关于老马的最初印象被一层层覆盖住，几乎看不见了，直到那盘录像出现，像一支熏得黢黑的火炉钩子，哧哧哧一扒拉，就发现堆上边的那些全是炭灰。

1986年世界杯结束后，尚缺少直播条件的电视台，在一些电视节目的间隙，像播广告那样播放比赛的精彩片断，像巴西vs法国那一场，卡雷卡的进球，普拉蒂尼的庆祝，苏格拉底的黯然伤神，不知道当时的画面，是否就已和二十年后重看时一样，有了一种代表时光荏苒、经典留存的蜡染画光泽。

足球是那年的大事，即使报纸还不多，电视还是贵重物品；有一档节目请来了两三个专家，讨论“上帝之手”，可能还顺带向观众普及足球知识（那时盛行的电视知识竞赛里有过“一名球员累积几张黄牌将被罚下场”这样的提问）。有个老专家操着哑嗓，看着屏幕里的回放说：“马拉多纳这个球，有一点用手，有一点用头……”

一字一顿，音犹在耳。这就是那盘录像召回的记忆。“上帝之手”进球至今让一些人愤怒，但为之喜悦激动的人——不只是阿根廷人，还包括我这样完全中立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一代代人成长起来，将那届英格兰队彻底模糊成背景，而老马的传奇完整高大。对足球而言，记忆只会铭记那些美丽的东西，一时的巨大争议，过后都成了魅力无穷的轶事；记忆也是会随着胜利者叙事被修改的：为什么要对“上帝之手”耿耿于怀呢？让最好的球队笑到最后，不是应该的吗？

2009年11月18日晚，提耶里·亨利（Thierry Henry）在爱尔兰队球门前一米处，用手把球捅了进去。进球有效，法国队从而挤进了次年世界杯决赛圈，舆论惊叫“上帝之手”再现，爱尔兰国小声弱，谴责大多来自中立方，但顶级职业球员们纷纷出来，解释亨利大帝的心理：他不能不这样做，相信任何一个球员出现在那个位置，都会这样做。早已退役的齐达内则玩起了文字游戏：“亨利不是欺骗，他只是犯规了。”

任何一个球员，在那个局面下都会这么做：伸出一手，并在球入网后迅速撩衣庆祝，让进球第一时间成为裁判眼中的事实。英国的体育经济专家分析说，这一球之所以致命，之所以法国人后来也坚持让赛果不得更改，是因为法国队进入世界杯，必将拉动法国博彩业、媒体业等行业的消费，收益至少为10亿欧元；法国人甘愿为此牺牲同爱尔兰的外交关系。爱尔兰队离开世界杯，损失不过1亿欧元，就以功利主义理论衡量，也该让法国出线。

但亨利伸出的手，不可能像马拉多纳伸出的手那样终获谅解。法国队不是一支更好的球队，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拙劣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爱尔兰的必胜客连锁店派发比萨饼，庆祝寡廉鲜耻的法国人早早回老家。决赛圈一轮游，除了给法国拉升GDP，没有为足球增加任何东西。人们说，法国本就不配出线。

然而，1986年的足球，和2010年的足球真有本质的区别？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看完1986年的英阿四分之一决赛后一篇随笔中写道，有个朋友，也是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告诉他，千万别生气，也别困惑：“他向我担保，马拉多纳事实上别无选择。如果他承认他是用手进的那个球，队友可能会杀了他。”何况，“你可知道有上千万的美元，会因这一球而处于危机之中？”

世界杯如同一个拉着一车铝合金板的三轮车夫，蹬个几步，身后就咣当咣当地响成一片。十几亿、几十亿人在同一时刻关心一场比赛，一个球进不进，关系到千万美元的易手。然而那年，我们都还纯洁得像刚蜕了皮的蛇，讨论着“上帝之手”的真相。

足球的魅力在于说不清楚，在于争议，在于错误被纵容，诚实者被冤屈，电子裁判始终无法得到完全启用，正因为人为因素早已成了足球的一部分，假如每个身体接触，大屏幕上都会像击剑比赛一样亮起红灯或绿灯，那么看台上早就没人了。于是，我们继续讨论“有一点用手，有一点用头”，讨论“这个点球该不该判”，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足球还是洁净的，仅限于纯粹爱好的，可以让我们忘却背后那涉及亿万美元的、千丝万缕的利益瓜葛。

与老同学山岳相隔，我却越来越欣赏这个有些古怪的人。他崇拜巴西队的三叉戟，但也热爱马拉多纳和阿根廷队，他爱济科、普拉蒂尼和苏格拉底，也喜欢布鲁查加，他以前经常跟我说：“布鲁查加啊，是最被人忽略的一个人，即使他打入了决赛制胜球；阿根廷队的布鲁查加，就像巴西队里的卡雷卡。”这种博爱，也许是那些略一懂事就关心足球、受过八十年代中后期艺术足球熏染的八零后才会有的。“上帝之手”增添而不是损害了八十年代的传奇色彩，浪漫得像梦一样。

但足球也是无限接近真实人生的一项游戏：它最擅长消灭梦想和幻觉。上帝的两次伸手，还有门线悬案之类，全世界都能认定的事实，只有一个人反对，而这个人恰恰掌握着球赛，可以决定一支球队的命运。此时，大多数观众恐怕会大吃一惊，感到极度痛苦或困惑，这是一种孩童的反应，在童话里，谎言终会被揭穿，欺骗者被踩在脚下，真实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种结局仅仅发生在童话里；如果说成熟意味着明白世事不总是占理的人说了算，那么足球能让你长大成人。

2010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再次成了最大的主角，也是最大的败者——不是在真实对抗谎言、善良对抗邪恶中落败，而是在天真对抗世故中落败。这里的“世故”是相对而言的，没有贬义，踢得精确、算路更准的德国队无可挑剔，可是马拉多纳的球队，到底有一种来自1980年代的浪漫而唯我的气质：它一旦感到骄傲，就拒绝长大，酷似北伐的关云长，“威震华夏”时已然命薄如纸。一场惨败后，马拉多纳成了被揭穿的骗子，残酷的话语团团围住了他：“他是怎么当上主教练的？战术素养一塌糊涂，连起码的辞令技术都没有。”他连铺盖都没卷就走了，阿根廷队再度进入灾后重建。

获胜是一切，获胜可以掩盖过程中的一切不光彩。人们的记忆会为胜利者找到合法性，而他们对面的失败者，通常也会很配合地风度翩翩，做出一副败也可敬的样子。但是，像马拉多纳这样一个连尊重都没有得到的失败者，却让我想到，足球在决出胜败、分掉上亿美金之外是否已失去了更多。

上帝真是英明，当初放行了马拉多纳的手，让他的“阿—坚—廷那”被世人所听到，如果孩子的欺骗不能得逞一次，那么很可能，不用等到2010年，我们早已失去了他；他或者像普拉蒂尼那样变成满脸堆笑的官僚，或者像苏格拉底一样，在一个无人喝彩的早晨静悄悄地离去。

作者：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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