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是软弱的牢骚大王？

美国《时代》周刊5月19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文章称奥巴马的批评者说他既软弱又爱发牢骚。但是他所做的是大多数总统都会做的事情：对付过去就行。

以记录美国总统大选著称于世的本刊生活版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曾经给他所说的“政客视角”下过定义。他说，在政客看来，任何媒体报道中的批评之语都会“跃入眼帘”；同理，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恭维，在政客看来也会“涨成两倍大的大写字母”。他写道：“这是政客的职业病，就像作家和演员同样靠公众的赞许或厌恶过活一样。”

美国专家“变来变去”

显然，人们已忘记这位总统曾除掉乌萨马·本·拉丹，并大举开展无人机作战。在新的主流观点里，奥巴马被认为正在实施软弱的、有损于美国威信与实力的外交政策。人们还把他描绘成一个极度自我的牢骚大王，他过于卖力地兜售他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实际效用有限。用清谈阶层的行话来说，我们从小布什时期的牛仔外交（cowboy diplomacy）变成了奥巴马时期的懦夫外交（cowering diplomacy）——从鲁莽冒失的鹰隼变成了顾影自怜的废物——你能想象出总统听到这种批评后会有多“开心”。

其实，我们不用想象。我们可以从他在菲律宾一次记者会的发言中直接听到他自己这么说。奥巴马排除了直接出兵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可能性。他说：“我们不能因为坐在华盛顿或纽约某间办公室里的某人认为那样做会让我们看上去很强大就那样做。那不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他说，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式“或许并不总是很富于性感魅力。它可能并非总是引起很多注意，它也不会在周日早上的访谈节目中成为好谈资。但它能避免犯错。”

在《纽约时报》的莫琳·多德看来，这独白是一种牢骚和抱怨：“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领导人，不像是你在掌管你的世界。”

你或许能听出来，美国专家的“门柱”在“赛场”上变来变去。就在不久前，专家的共识是，小布什在任内用单边主义把美国的联盟撕成碎片，他们拒绝承认21世纪初世界的复杂性。而现在，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又把奥巴马贬低为学究气浓、没有效率的善变者，说他表现得就像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一样——后者在1940年不愿排除与轴心国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谨慎权衡“相对成本”

然而，奥巴马之所以在许多问题上选择有限行动，是因为他认为规模更大的行动可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奥巴马对美国力量的构想很像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那句格言——我们不应该为了消灭怪物而去寻找怪物。而他的想法显然不同于小布什在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中所表述的在全球耀武扬威的观点——即美国的最高目标是在暴政可能滋生的地方终结暴政。事实证明，美国外交政策最有效时是在它介于亚当斯与小布什外交政策之间时。

在现代历史上，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里根和老布什都倾向于用民主理想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做法来使用国家力量。他们审时度势地主动出手或保持克制。决定的艺术常常在于谨慎地权衡“为”与“不为”的相对成本。老天知道，我们会做错事情——我们打过不明智的战争、忽视过被迫害者的悲惨处境、释放过矛盾的信号，但是总的来说，一代代人下来，我们都“对付过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奥巴马究竟是在以比他优秀的前任的方式应付过去，还是既孤僻又软弱。普京的扩张主义极其令人担忧，但是奥巴马在俄罗斯危机中所持的谨慎立场是否真的达到上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程度？小布什对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一事从本质上讲持默许态度，这说明他软弱，还是说这是一个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的明智决定呢？

托马斯·杰斐逊曾写信给一位受到舆论抨击的朋友说：“如果你想不受诋毁，那你应该仅限于做一些规定动作。”奥巴马深知这一点。肯尼迪曾为他的顾问所写的一本书作序说：“每位总统都必须容忍在他的愿望与可能性之间存在一条鸿沟。”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